诺华（Novartis）近日宣布，欧盟委员会（EC）已批准Signifor LAR（pasireotide，帕瑞肽），用于不适合手术治疗或尚未治愈以及第一代生长抑素类似物（SSA）控制不佳的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成人患者的治疗。Signifor LAR是新一代长效缓释剂型Signifor，每月肌肉注射（IM）一次，该药为第一代SSA控制不佳的肢端肥大症患者提供了首个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
Signifor LAR的获批，是基于2项多中心III期研究（C2402和C2305）的数据。2项研究结果均表明，与第一代生长抑素类似物（奥曲肽LAR或兰瑞肽Autogel）治疗组相比，Signifor LAR治疗组有更多的患者显著实现了生化控制（通过GH和IGF-1水平测定）。此前，Signifor LAR已于2014年9月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人用医药产品委员会（CHMP）建议批准的积极意见。
在欧盟，肢端肥大症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至二。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由脑垂体中的良性（非癌性）肿瘤导致生长激素的过量分泌，引发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水平升高。GH和IGF-1水平升高的综合效应，导致身体部分部位（包括手、脚、面部）扩大，并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如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如果暴露于长期高水平的GH和IGF-1，患者死亡风险将升高2-3倍。
肢端肥大症治疗的主要目标是疾病的生化控制，由GH和IGF-1水平评测。其他的疾病管理目标包括肿瘤的缩小和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改善。
Signifor（帕瑞肽）是一种多受体靶向生长抑素类似物，能够高亲和力结合5种促生长素抑制素受体亚型中的4种（sst1,2,3,5）。目前该药已获FDA批准用于不适合垂体手术或尚未治愈的库欣病（Cushing's disease）成人患者的治疗。同时，Signifor已获欧盟批准，用于不适合手术或手术失败的库欣病成人患者的治疗。Signifor每天2次皮下注射（SC）。
Signifor LAR则是一种长效缓释（LAR）每月一次肌肉注射（IM）剂型的Signifor。目前，诺华也已向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交了Signifor LAR治疗肢端肥大症的监管申请。（生物谷Bioon.com）
默沙东（Merck & Co）抗癌免疫疗法PD-1抑制剂Keytruda（pembrolizumab）和丙肝（HCV）鸡尾酒MK-5172/MK-8742备受业界关注。近日，糖尿病管线传来好消息，默沙东已向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局（PMDA）提交了实验性降糖药omarigliptin的新药申请（NDA），标志着全球首个监管申请。
omarigliptin是一种每周一次的DPP-4抑制剂，开发用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在今年9月公布的首个III期临床中，omarigliptin疗效媲美默沙东自身热销的每日一次口服糖尿病药物Januvia（捷诺维，sitagliptin，西他列汀）。
Januvia在2013年的全球销售高达40亿美元，业界预测，omarigliptin将成为默沙东在糖尿病市场投下的又一枚重磅炸弹，同时omarigliptin将成为默沙东捍卫其口服降糖药市场霸主地位的重要筹码。omarigliptin每周口服一次，而Januvia每日口服一次，2者均属于二肽基肽酶IV（DPP-4）抑制剂，通过阻断DPP-4发挥降糖作用。DPP-4抑制剂类降糖药具有全新的降血糖机制，同时具有不增加体重、不会引起低血糖反应、不会引起水肿等优越性。
当前，默沙东一直在围绕正慢慢消退的Januvia构建产品组合。去年，默沙东用6000万美元抱上辉瑞大腿，共同开发ertugliflozin，该药是一种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抑制剂。默沙东表示，ertugliflozin有希望作为单药疗法，但搭配其DPP-4抑制剂Januvia，将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除了口服降糖药，默沙东也不愿错过仿制药热潮，该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药物MK-1293已进入III期阶段，该药是赛诺菲年销80亿美元的来得时（Lantus，甘精胰岛素）的仿制药。
尽管默沙东在DPP-4市场具有领导者地位，但在GLP-1市场中，默沙东仍处于靠后的位置。诺和诺德每日注射一次的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Victoza在2013年已带来20亿美元的销售，同时该药前景一片光明。另一方面，葛兰素史克已推出了自己的GLP-1抑制剂Tanzeum（albiglutide），礼来的Trulicity（dulaglutide）也于近日获得了FDA的批准，该药在III期临床中，疗效媲美诺和诺德Victoza。同时，赛诺菲已启动登月计划，进入GLP-1市场，该公司本周宣布了开发口服GLP-1药物的计划。
关于omarigliptin首个III期数据：
默沙东在第50届欧洲糖尿病协会（EASD）年会上公布了omarigliptin III期临床项目的首个III期研究数据：与安慰剂相比，omarigliptin显著降低了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同时具有与每日一次50mg剂量（日本的标准起始剂量）Januvia同等的疗效和耐受性。
omarigliptin是一种超长效DPP-4（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每周口服一次，可产生持续的DPP-4抑制作用，
目前，默沙东正在开展一项大型全球临床开发项目用于支持omarigliptin，包括10个III期研究，涉及约8000例2型糖尿病患者。此次公布的是omarigliptin的首批III期数据，是该药日本监管文件的关键组成部分。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代表着当今最先进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在相关临床试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领域已成为药品研发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也是投资合作的大热点。
目前，在CAR-T免疫疗法领域，诺华（Novartis）处于领先地位，其临床试验中有用于白血病、淋巴瘤、间皮瘤和胰腺癌的实验性产品。今年7月，FDA已授予诺华CAR-T免疫疗法CTL019突破性疗法认定。截至目前，诺华凭借出色的研发，已赢得FDA 5个突破性疗法认定，在业界首屈一指。
近日，诺华在CAR-T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生物技术新贵Juno Therapeutics开发的一款CAR-T疗法JCAR015也收获了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JCAR015开发用于复发性或难治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而突破性疗法认定，也意味着JCAR015在相关临床研究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FDA的肯定，而FDA在今后的审查中也会给予相应的便利。
Juno Therapeutics可谓是生物技术领域最热门的初创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推出3款CAR-T疗法，已迅速成长为免疫肿瘤学领域的领导者。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AR-T）是应用患者自体T细胞的个性化治疗方法，患者的T细胞通过基因工程修饰，加上一个嵌合蛋白，经过体外扩增后输至病人体内。经过嵌合蛋白修饰的T细胞识别攻击带有特定抗原的肿瘤细胞并引发免疫反应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目前，CAR-T免疫疗法领域，除诺华及Juno外，其他跟进者包括凯特药业（Kite Pharma）、基因治疗先驱蓝鸟生物（Bluebird bio）、生物技术巨头新基（Celgene），辉瑞今年6月与Cellectis公司签署29亿美元协议进入CAR-T领域，而蓝鸟生物在今年7月收购了另一家生物制药公司Pregenen，该公司由CAR-T领域的一些科学先驱者联合成立，该笔收购意在进一步奠定该公司在CAR-T领域的地位。
英文原文：CAR-T player Juno picks up 'breakthrough' status for lead cancer therapy
或许更重要的是，赛诺菲亚太研发总部的成立意味着该公司在“开放式创新”方面的又一大突破。从药品的生命周期来看，需要经历最早的新药发现、临床实验，最后才能实现上市。大部分医药公司往往将研究部分拆解出来，外包或是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研发，成果也只是局限在企业内部，被称为“内生式研发”。
而赛诺菲的“开放式创新”则更倾向于搭建一个开放型的研发组织架构，加强产品引入以及与国内各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赛诺菲全球研发总裁，也是将这一创新研发模式引入该公司的Elias Zerhouni博士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透露，该公司已经与GPCR研究所以及国内的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再鼎医药(Zai Lab)开展了两项针对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合作，将利用开放创新的模式来加速药物的研发进程。
“赛诺菲近年来坚持与最优秀的科学家共同研究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医疗方案，此次成立的亚太研发总部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与亚太医药研发生态圈的联系，推动亚太研发进步。”Elias Zerhouni说。
新模式
对医药行业来说，“开放式创新”还是件新鲜事。
2009年左右，整个行业陷入了持续的研发低潮期，新药的产出率与此前相比呈下降趋势。虽然业界都明白，这样的情况与机构和企业“各自为政”、各自关在实验室内进行研发密不可分，但一时又无法立即改变现状。
彼时，赛诺菲的研发体系也因刚性、传统、成本偏高而受到过业内的诟病，直到201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前院长Elias Zerhouni被任命为该公司的全球研发总裁。他为赛诺菲和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开放式创新。
在该模式之下，赛诺菲开始打破原有壁垒、增加与外部的合作研发，其研发体系的效率和成功几率随之迅速提升。
Elias Zerhouni清楚地记得，自己曾于去年在北京见过一位科学家，后者对于糖尿病医疗有着深刻的见解。Elias Zerhouni几乎是立即拍板支持这名科学家和他的实验室，并专门建立项目使其能与德国法兰克福的专家进行跨国交流、合作。
另外，为了研发天然药物，赛诺菲也整合了多方资源：包括可以做DNA排序的中国伙伴、来自哈佛的科学家团队以及赛诺菲自己的研发人员，通过联合各自的优势来促进创新的产出。
赛诺菲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总部总裁江宁军在谈到前辈Elias Zerhouni和他倡导的“开放式创新”时赞不绝口。他在现场表示，赛诺菲成立亚太研发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和亚太地区最优秀的科学家、科研单位及其成果直接连接，在整个创新的生态系统中，把“我们的研发理念和他们的研发优势整合起来”，真正实现开放式研发。
Elias Zerhouni说，赛诺菲目前在亚太地区有超过50个合作伙伴，领域包括肝脏病、糖尿病、免疫系统疾病等，11个新药中有80%都是通过开放式创新的方式得到的。
“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做研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哪里有创新、优秀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我们就在哪里。”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边界
尽管名为“开放式创新”，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没有边界，Elias Zerhouni对此可谓感受深刻。
一种新药，从发现该化合物到新药上市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其研发最少需要15年时间。也正因如此，其中的合作研发和开放式创新其实面临着诸多挑战。
Elias Zerhouni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挑战将来自于文化，包括学术研究机构、政府、大学等在内，其文化并不一定可以完全接受和拥抱这种开放式的创新。
其次是开放式创新的主体能不能做到足够谦虚。
“开放式的创新的主要障碍还是在知识方面。或许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不足，还需要做非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所以人们在实践中应谦虚地对待开放式创新模式。”
第三点是在设定具体的规则和标准时是否能具有针对性、直接面向结果。
第四则是对于坚持和韧劲的挑战，“科学研究产生结果的时间并不是三五个月，而是要等上三年或五年，这需要研发人员和其公司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在Elias Zerhouni看来，科学是没有边界的，但开放式创新有，那便是“知识的缺乏”。
“想象一下，假设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项目，并不是所有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有可能缺了某一块知识致使项目最后失败。”
那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呢？
一些情况下，公司会因保守起见，选择自己内部其他领域的人才来学习和了解新领域的知识，但结果可能会等上相当长的时间，更糟糕的是即便如此这些人才还是无法掌握相关的新技能。Elias Zerhouni显然更偏向另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放眼全球，寻找该项目所在领域的优秀人才并对其表达合作意愿，“这样能使得项目有一个更快的进展”。
他坚信，要在科学研究领域获得成功，就得从全世界各个角落里找出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想法，加以整合并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虽然挑战性很大，但这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做成的事情”。
无独有偶，继赛诺菲9月将亚太研发总部设立在上海之后，强生又于10月29日宣布在上海成立亚太创新中心，希望充分借助本地的优秀人才和项目合作实力，专注于强生制药、医疗器材及诊断、消费品及个人护理三大业务领域的研发，甄选并开发有潜力的早期科研项目。
这也是继英国伦敦、美国波士顿和门罗帕克建立了创新中心之后，强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第四个创新中心。“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的需求逐年增加，医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亚太创新中心将成为强生在创新研发领域的又一中坚力量。”强生亚太创新中心总裁吴冬表示。
具体请参考：http://www.xinyaohui.com/news/201411/19/4350.html
下图为大智慧医药组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开信息整理的11月24日重要新药受理信息，按注册类型排序，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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