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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两会医改报道四大误区，危害甚大！2015-03-17[url=]赛柏蓝[/url]
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陈云凌 央视3月11日播出特别节目“两会解码 群策群力”，关注的主题是“药价和公立医院改革”。这是一个事关民生的重要话题，但是央视对医改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深入，所报道的不少内容与事实相差甚远，很容易误导公众，让医改误入歧途，将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巨大危害。 误导之一：基本药物的价格不虚高 发布这一误导观点的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指出“90%的医院销售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她特别强调“我为什么说降价空间能够达到50%？这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我在业内，我很清楚，现在很多医生是有一定的处方费用的……” 针对节目主持人提出的“是否有50%的降价空间”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连线访谈时坦诚的认为医院销售的药品“药价有相当大的降价空间”。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却不认为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她在连线访谈时说，“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甘肃省使用的主要是国家基药，国家基药通过集中招标之后，空间很小”。 甘肃省的基本药物价格真的不虚高、没有降价空间吗？我们不妨拿几个品种，用事实说话。 甘肃省2014年基本药物的中标价是市场价的4倍——22倍，这样的药价还不虚高？降价的空间不到50%？答案不言自明。 药品的购销双方都承认药价虚高、降价空间很大，那么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为何极力否认并回避这一事实呢？ 业内人士都知道，我国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是各省卫计委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确定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各省的卫计委，这是否就是郭玉芬副主任否认药价虚高、否认降价空间可以达到50%的原因呢？ 误导之三：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办法可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发布这一误导观点的，除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以外，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 郭玉芬在访谈中指出，药品流通环节少、管理得好的，药价就不虚高、降价空间就小。 江宇在访谈中指出，“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经过若干个流通企业，每一个企业都会层层的加价，……最后都成了药价中的水分。” 那么，药价虚高真的是流通环节过多造成的吗？减少流通环节是否可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呢？我们还是来看事实。 福建省是全国唯一实施“两票制”（药厂到流通企业是一票，流通企业到医院是一票，即中间最多只能有一个流通环节）的省份，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遏制药价虚高的问题。福建是从2011年强推“两票制”的，两年之后（2013年）被央视曝光了福建漳州医腐案，全市市直73家医院100%涉案，药价的50%被用于回扣。 财政部2014年的调研报告明文指出，“两票制”不利于降低药价，不应该作为降低药价的良方向全国推广。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两票制不但不能缓解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问题，而且让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两票制”这一减少流通环节的做法为何不能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呢？ 道理很简单，医院销售的药品价格是各省卫计委招标确定的，最后进入医院的价格只能是他们确定的中标价，和中间经过多少个流通环节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既然如此，江宇为何公然将药价虚高的责任归咎于流通环节呢？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就是维护药品招标带来的巨大权力和利益，掩盖药品招标的罪恶，指鹿为马，转移视线，把公众对药价虚高问题的不满从药品招标转移到药品的生产流通环节上。 误导之二：药价虚高是流通环节过多导致的，减少流通环节可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江宇在节目中大肆吹捧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 他所说的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是2月28日印发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他说新的招标办法直接招生产企业，不是招流通企业，这样可以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降低药价，新的招标办法采取“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以一个省的量来换取投标企业的降价。 我发现，江宇对十五年来药品招标的最基本常识和事实都不知道，央视找到这样一个大白天说梦话的人来丢人现眼，这的确让人无语。 第一，江宇在节目中清清楚楚的说“这次招标是直接招生产企业，过去招标呢，是医院向流通企业采购……”。 江宇的这一表述着实让我们吃惊！因为，过去几年的药品招标文件都是只允许招生产企业，不允许招流通企业，从2007年开始药品批发企业就没有投标资格。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卫规财发〔2009〕7号）明文写道：“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集中采购由批发企业投标改为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投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6号）明文写道：“基本药物直接向生产企业采购，由生产企业自行委托经营企业进行配送或直接配送”。 事实上各省的招标也是这样做的，招的都是生产企业，而不是流通企业。 江宇的表述证明，他不但不了解最近几年的药品招标事实，而且连药品招标的文件都没有看过！ 第二，江宇提到新的招标办法通过“量价挂钩、”“以量取胜”、“招采合一”、“双信封制”等手段，将能够有效降低药品价格，并解决“降价死”的问题。 业内人士都知道，江宇所提的新招标办法不就是执行了几年的“安徽模式”吗？这不就是56号文的内容吗？“基本药物（包括各省区市增补品种，下同）实行以省（区、市）为单位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集中批量采购优势，招标和采购结合，签订购销合同，一次完成采购全过程，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基本药物生产和供应。” “定期汇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需求，编制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计划，按照临床必需和基层实际确定基本药物采购的具体剂型、规格、质量要求，明确采购数量。”但是这一药品招标办法实施的结果就是高价中标的品种卖得好，低价中标的品种卖得差，甚至是没有销量，患者支付的药费不降反升。 根据湖北省公示的2013年12月份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数据，同样是阿司匹林肠溶片，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量是低价中标品种的43倍，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额是低价中标品种的318.94倍。如果将这部分高价品种换成低价品种，患者的药费支出将要在原有基础上下降86%。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徽。据媒体报道，双信封的招标方案在安徽基层医疗机构的推行，导致了“高价药旺销”的现象，“在这次招标中，元胡止痛片中标价低至5.78元，采购额便很低，只有区区6万元，仅占参考采购量的25%；元胡止痛滴丸中标价为15元，采购额便高达143万元，完成参考采购量的17.15倍。”治疗同一疾病的药品，仅仅因为剂型不同而出现了高低不同的中标价，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量、销售额分别是低价中标品种的9.22倍和23.83倍。 误导之四：“以药补医”导致了药价的虚高和回扣的泛滥 这是当前阻碍医改走向正确道路的最大认识误区。 节目中不少人都把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归咎于“以药补医”，归咎于医院通过药品销售“逐利”。这完全是一种误读，有悖基本的常识。因为医院卖药“逐利”如果没有受到差价率政策的管制，医院就会把药品所有的利润空间都挤到医院的账户，无论如何不会采购药价虚高几倍、几十倍的药品，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医生收受药品回扣1万元，而让医院支付2万元成本；绝对不会出现当今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的严重现象。 实际上，以药补医有两种形式：一是“明补”，指医疗机构公开获取的药品购销差价收益；二是“暗补”，指医生暗中收取的药品回扣。 在医疗机构药品购销差价率（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被管住的情况下，“明补”与“暗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限制和禁止了“明补”，形成了“药品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必然倒逼“暗补”的泛滥；而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的限制，放开“二次议价”，放开 “明补”，建立了“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这种正常的激励机制，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正常运转，必然遏制“暗补”。 如果我们放开“以药补医”，允许医院通过卖药“逐利”，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的价格管制政策，取消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政府只管药品零售价或医保支付价的政策，在实际采购价不高于省级药品集中采购中标价的前提下，放开“二次议价”，建立节约采购成本收益归医院的机制，让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有动力压低药品实际采购价。在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下，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一，在“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这一正常的激励机制下，医疗机构就会主动压低采购价格，就会底价购进，底价购进就没有回扣的空间； 第二，没有回扣的直接刺激，医生就没有过度用药的动力，药物滥用就会得到遏制，医患关系就会得到改善； 第三，没有回扣的刺激，患者的药费负担将因为用药量的减少而大幅降低。 第四，在医疗机构有动力压低采购价格的情况下，药企没有必要也无法继续实施“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方式，只能以品牌、服务和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有利于药品生产经营秩序的规范； 第五，医生的收入将由暗转明，这不但有利于加强院方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管理，也让医生避免了法律风险，不再提心吊胆，有基本尊严； 第六，政府可借助市场竞争机制摸清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成本，有利于科学合理的确定和调整药品中标价和零售价； 第七，获取药品真实价格信息后，政府可以大致的测算出医疗机构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医生的实际收入水平，进而为付费机制改革、医药分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生薪酬制度改革等奠定基础。 第八，这一改革与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的精神完全吻合。 总而言之，允许“以药补医”，放开“二次议价”，这是解决药价虚高和回扣泛滥等问题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 原标题：央视两会医改报道如何误国误民
【本文为转载，我们不对其内容及观点负责,有你、有爱、更精彩～】
央视两会医改报道四大误区，危害甚大！2015-03-17
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陈云凌 央视3月11日播出特别节目“两会解码 群策群力”，关注的主题是“药价和公立医院改革”。这是一个事关民生的重要话题，但是央视对医改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深入，所报道的不少内容与事实相差甚远，很容易误导公众，让医改误入歧途，将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巨大危害。 误导之一：基本药物的价格不虚高 发布这一误导观点的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指出“90%的医院销售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她特别强调“我为什么说降价空间能够达到50%？这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我在业内，我很清楚，现在很多医生是有一定的处方费用的……” 针对节目主持人提出的“是否有50%的降价空间”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连线访谈时坦诚的认为医院销售的药品“药价有相当大的降价空间”。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却不认为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她在连线访谈时说，“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甘肃省使用的主要是国家基药，国家基药通过集中招标之后，空间很小”。 甘肃省的基本药物价格真的不虚高、没有降价空间吗？我们不妨拿几个品种，用事实说话。 甘肃省2014年基本药物的中标价是市场价的4倍——22倍，这样的药价还不虚高？降价的空间不到50%？答案不言自明。 药品的购销双方都承认药价虚高、降价空间很大，那么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为何极力否认并回避这一事实呢？ 业内人士都知道，我国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是各省卫计委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确定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各省的卫计委，这是否就是郭玉芬副主任否认药价虚高、否认降价空间可以达到50%的原因呢？ 误导之三：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办法可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发布这一误导观点的，除了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以外，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 郭玉芬在访谈中指出，药品流通环节少、管理得好的，药价就不虚高、降价空间就小。 江宇在访谈中指出，“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经过若干个流通企业，每一个企业都会层层的加价，……最后都成了药价中的水分。” 那么，药价虚高真的是流通环节过多造成的吗？减少流通环节是否可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呢？我们还是来看事实。 福建省是全国唯一实施“两票制”（药厂到流通企业是一票，流通企业到医院是一票，即中间最多只能有一个流通环节）的省份，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遏制药价虚高的问题。福建是从2011年强推“两票制”的，两年之后（2013年）被央视曝光了福建漳州医腐案，全市市直73家医院100%涉案，药价的50%被用于回扣。 财政部2014年的调研报告明文指出，“两票制”不利于降低药价，不应该作为降低药价的良方向全国推广。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两票制不但不能缓解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问题，而且让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两票制”这一减少流通环节的做法为何不能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呢？ 道理很简单，医院销售的药品价格是各省卫计委招标确定的，最后进入医院的价格只能是他们确定的中标价，和中间经过多少个流通环节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既然如此，江宇为何公然将药价虚高的责任归咎于流通环节呢？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就是维护药品招标带来的巨大权力和利益，掩盖药品招标的罪恶，指鹿为马，转移视线，把公众对药价虚高问题的不满从药品招标转移到药品的生产流通环节上。 误导之二：药价虚高是流通环节过多导致的，减少流通环节可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江宇在节目中大肆吹捧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 他所说的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是2月28日印发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他说新的招标办法直接招生产企业，不是招流通企业，这样可以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降低药价，新的招标办法采取“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以一个省的量来换取投标企业的降价。 我发现，江宇对十五年来药品招标的最基本常识和事实都不知道，央视找到这样一个大白天说梦话的人来丢人现眼，这的确让人无语。 第一，江宇在节目中清清楚楚的说“这次招标是直接招生产企业，过去招标呢，是医院向流通企业采购……”。 江宇的这一表述着实让我们吃惊！因为，过去几年的药品招标文件都是只允许招生产企业，不允许招流通企业，从2007年开始药品批发企业就没有投标资格。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卫规财发〔2009〕7号）明文写道：“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集中采购由批发企业投标改为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投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6号）明文写道：“基本药物直接向生产企业采购，由生产企业自行委托经营企业进行配送或直接配送”。 事实上各省的招标也是这样做的，招的都是生产企业，而不是流通企业。 江宇的表述证明，他不但不了解最近几年的药品招标事实，而且连药品招标的文件都没有看过！ 第二，江宇提到新的招标办法通过“量价挂钩、”“以量取胜”、“招采合一”、“双信封制”等手段，将能够有效降低药品价格，并解决“降价死”的问题。 业内人士都知道，江宇所提的新招标办法不就是执行了几年的“安徽模式”吗？这不就是56号文的内容吗？“基本药物（包括各省区市增补品种，下同）实行以省（区、市）为单位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集中批量采购优势，招标和采购结合，签订购销合同，一次完成采购全过程，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基本药物生产和供应。” “定期汇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需求，编制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计划，按照临床必需和基层实际确定基本药物采购的具体剂型、规格、质量要求，明确采购数量。”但是这一药品招标办法实施的结果就是高价中标的品种卖得好，低价中标的品种卖得差，甚至是没有销量，患者支付的药费不降反升。 根据湖北省公示的2013年12月份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数据，同样是阿司匹林肠溶片，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量是低价中标品种的43倍，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额是低价中标品种的318.94倍。如果将这部分高价品种换成低价品种，患者的药费支出将要在原有基础上下降86%。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徽。据媒体报道，双信封的招标方案在安徽基层医疗机构的推行，导致了“高价药旺销”的现象，“在这次招标中，元胡止痛片中标价低至5.78元，采购额便很低，只有区区6万元，仅占参考采购量的25%；元胡止痛滴丸中标价为15元，采购额便高达143万元，完成参考采购量的17.15倍。”治疗同一疾病的药品，仅仅因为剂型不同而出现了高低不同的中标价，高价中标品种的销售量、销售额分别是低价中标品种的9.22倍和23.83倍。 误导之四：“以药补医”导致了药价的虚高和回扣的泛滥 这是当前阻碍医改走向正确道路的最大认识误区。 节目中不少人都把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归咎于“以药补医”，归咎于医院通过药品销售“逐利”。这完全是一种误读，有悖基本的常识。因为医院卖药“逐利”如果没有受到差价率政策的管制，医院就会把药品所有的利润空间都挤到医院的账户，无论如何不会采购药价虚高几倍、几十倍的药品，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医生收受药品回扣1万元，而让医院支付2万元成本；绝对不会出现当今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的严重现象。 实际上，以药补医有两种形式：一是“明补”，指医疗机构公开获取的药品购销差价收益；二是“暗补”，指医生暗中收取的药品回扣。 在医疗机构药品购销差价率（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被管住的情况下，“明补”与“暗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限制和禁止了“明补”，形成了“药品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必然倒逼“暗补”的泛滥；而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的限制，放开“二次议价”，放开 “明补”，建立了“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这种正常的激励机制，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正常运转，必然遏制“暗补”。 如果我们放开“以药补医”，允许医院通过卖药“逐利”，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的价格管制政策，取消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政府只管药品零售价或医保支付价的政策，在实际采购价不高于省级药品集中采购中标价的前提下，放开“二次议价”，建立节约采购成本收益归医院的机制，让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有动力压低药品实际采购价。在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下，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一，在“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这一正常的激励机制下，医疗机构就会主动压低采购价格，就会底价购进，底价购进就没有回扣的空间； 第二，没有回扣的直接刺激，医生就没有过度用药的动力，药物滥用就会得到遏制，医患关系就会得到改善； 第三，没有回扣的刺激，患者的药费负担将因为用药量的减少而大幅降低。 第四，在医疗机构有动力压低采购价格的情况下，药企没有必要也无法继续实施“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方式，只能以品牌、服务和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有利于药品生产经营秩序的规范； 第五，医生的收入将由暗转明，这不但有利于加强院方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管理，也让医生避免了法律风险，不再提心吊胆，有基本尊严； 第六，政府可借助市场竞争机制摸清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成本，有利于科学合理的确定和调整药品中标价和零售价； 第七，获取药品真实价格信息后，政府可以大致的测算出医疗机构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医生的实际收入水平，进而为付费机制改革、医药分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生薪酬制度改革等奠定基础。 第八，这一改革与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的精神完全吻合。 总而言之，允许“以药补医”，放开“二次议价”，这是解决药价虚高和回扣泛滥等问题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 原标题：央视两会医改报道如何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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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林达发现新适应症，市场将大增！2015-03-17[url=]赛柏蓝[/url]
3月14日，阿斯利康宣布了PEGASUS-TIMI54研究的所有结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疗效试验，主要比较倍林达（替格瑞洛）片剂联合低剂量阿司匹林与安慰剂联合低剂量阿司匹林，对于入组前1～3年内有心梗病史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血栓事件的长期二级预防疗效。 关键的结果1. 90 mg和60 mg研究剂量的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与安慰剂相比，均显著减少心血管（CV）死亡，心梗(MI)或卒中的复合终点。 2. 正如口服抗血小板药物试验所预期的一样，PEGASUS-TIMI54试验和相似患者群体的研究一致，TIMI主要出血，作为研究的主要安全性终点，在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组均显著高于安慰剂联合阿司匹林。重要的是，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组的颅内出血和致死性出血发生率与安慰剂联合阿司匹林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数据呈现在第64届ACC科学年会和博览会的最新临床试验公开部分，同步在线发表于新英格兰杂志。
Elisabeth Björk，阿斯利康副总裁, 全球医药研发部，心血管和代谢疾病的权威，说道：“阿斯利康一直致力于推动心血管研究，能够公布PEGASUS-TIMI54研究——阿斯利康涉及全球21000名患者的最大的临床试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基于有关ACS的界标PLATO试验，PEGASUS的阳性结果为倍林达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评估长期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对于既往心梗的高危患者的长期疗效的第一个前瞻性研究。 “我们刚刚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交了监管文件，我们盼望能和这些机构合作发掘主要市场潜在的新适应症。”
最近的研究显示五分之一的患者在心梗后的3年会再发心梗，卒中或心血管死亡，即使这些患者在心梗后12个月内没有发生过不良心血管事件。对于心梗后超过一年的患者，当前的标准治疗是单用阿司匹林。PEGASUS-TIMI54研究设计主旨是评估60 mg和90 mg替格瑞洛联合低剂量阿司匹林，针对50岁以上有心梗病史或一个额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患者，降低心血管死亡，心梗或卒中风险的效果。
有效性结果该试验中，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和安慰剂相比，均明显减少CV死亡，MI或卒中的复合终点。随访3年时，90 mg替格瑞洛减少了7.85％，60 mg替格瑞洛减少了7.77％，安慰剂组减少了9.04％（90 mgvs安慰剂危险比0.85，95％可信区间0.75～0.96，P=0.0080；60 mgvs安慰剂危险比0.84，95％可信区间0.74～0.95，P=0.0043）。 替格瑞洛对于每一个主要终点组分的效果都是一致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率的二级终点也有下降趋势，但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另外，两种剂量替格瑞洛的主要有效性终点在不同的亚组分布也是一致的，包括年龄，性别，MI类型（STEMI或NSTEMI），确诊MI的时间，糖尿病，阿司匹林剂量，PCI病史，地域分布。
安全性结果正如所预期的一样，两种剂量替格瑞洛和安慰剂相比，TIMI主要出血均增高，3年随访发生率分别为90 mg组2.6％，60 mg组2.3％，安慰剂组1.06％（90 mg替格瑞洛vs.安慰剂危险比2.69，95％可信区间1.96～3.70，P＜0.001；60 mg替格瑞洛vs.安慰剂危险比2.32，95％可信区间1.68～3.21，P＜0.001）。 然而，两种剂量的致命性出血或颅内出血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3年致死性出血率90 mg替格瑞洛组为0.11％，60 mg替格瑞洛组为0.25％，安慰剂组0.26％（90 mg替格瑞洛vs安慰剂危险比0.58，95％可信区间0.22～1.54，P=0.27；60 mg替格瑞洛vs.安慰剂危险比1.0，95％可信区间0.44～2.27，P=1.00）。 3年颅内出血发生率90 mg替格瑞洛组0.56％，60 mg替格瑞洛组0.61％，安慰剂组0.47％（替格瑞洛90 mg vs.安慰剂危险比1.44，95％可信区间0.83～2.49，P=0.19；60mg替格瑞洛vs安慰剂危险比1.33，95％可信区间0.77～2.31，P=0.31）。 PEGASUS-TIMI54研究是阿斯利康目前最大的疗效试验，入组逾31个国家1100个地区的21,000余名患者，是PARTHENON项目的一个部分。PLATO研究，入组超过18,000名患者，是该项目的第一个研究，也是替格瑞洛被100多个国家批准和进入全球12个主要的ACS治疗指南的基础。接下来要继续的PARTHENON研究，正在评估替格瑞洛对于周围动脉疾病，缺血性卒中或短暂缺血发作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预防效果，以及糖尿病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预防效果。 倍林达目前还没有被批准用于心梗患者发病1年后，或者是外周动脉疾病，卒中，糖尿病或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血栓事件的二级预防。
【干货】最全美国基因治疗投资分析报告2015-03-16光大证券[url=]医药投资并购俱乐部[/url]
当前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热点是癌症免疫疗法、基因测序和基因治疗。其中前两项在国内相关的报告中已经有详细的介绍，但基因治疗行业动态却鲜有跟踪。本报告简单介绍基因治疗行业在海外的进展。 ◆基因治疗技术基本成熟。自2006年以来，基因治疗在科研领域取得很多进展，重要成果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该技术逐渐成熟并受到学术界的认可。从临床实验的统计来看，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且适用范围也从早期的单基因遗传疾病扩展到癌症、心血管等重大治疗领域。 ◆基因治疗受到FDA、EMA等监管机构青睐。美国FDA下属的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在2014、2015年分别授予三个在研基因治疗药物“突破性疗法”资格。该资格是一个快速通道，能够帮助在研药物获得优先审评并加速批准。欧盟EMA则于2012年率先批准了基因治疗Glybera上市销售，使之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国家被批准上市的基因治疗产品。 ◆基因治疗公司受欧美投资者热捧。自2013年以来，基因治疗研发型公司融资额超过6亿美元，包括IPO、VC直投等方式。同时Celgene、Bayer、Pfizer、Sanofi等大药厂也通过合作研发或者市场权利买断等方式向基因治疗领域投资。在美股IPO的5家基因治疗研发型公司，上市至今的股价涨幅在53% - 595%之间。显示出基因治疗概念是当前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热点。 ◆关注基因治疗未来在A股市场的主题性投资机会。基因治疗在海外受到学术界、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三重认可，该项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尤其是基因测序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有望成为基因治疗市场成熟的催化剂。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没有基因治疗相关概念股。但随着相关技术与市场在海外的逐渐成熟，我们认为基因治疗相关概念迟早会登陆A股市场，希望投资者关注相关的主题投资机会。 ◆关注在美股的基因治疗标的。基因治疗在美股的上市标的有BLUE、QURE、CLDN、AGTC和AAVL。BLUE是基因治疗领域的龙头公司。其针对β地中海贫血症的在研产品市场潜力大，且被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资格。产品有望在3-5年内贡献业绩。QURE的Glybera是西方国家第一个获得上市批准的基因治疗产品，将于2015年开始贡献业绩。CLDN专注于将基因疗法运用于晚期心衰患者。在研产品MYDICAR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资格。AGTC致力于运用基因疗法治疗罕见的眼科遗传病。公司针对5种不同眼科疾病进行基因疗法研发，有望成为眼科基因治疗专家。 AAVL专注于湿性眼底黄斑病变及其预防的基因疗法的研发。这些公司均处于临床研发阶段，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推荐投资者进行组合配置。 ◆风险提示：临床研发失败；产品上市后销售不达预期。
1、潜在的主题投资 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当前投资的热点主要是癌症免疫疗法、基因测序与基因治疗。其中前两项在国内相关的报告中已经有详细的介绍，并在A股市场出现了主题投资的机会。但基因治疗的行业动态却鲜有跟踪。本报告对基因治疗在海外的行业进展进行简单介绍，帮助投资者把握潜在的主题投资机会。 2、进展一：技术逐渐成熟，受学术界认可 基因治疗的概念在1972年由Fridemann和Roblin首先提出，80年代病毒载体技术得到发展以后，基因治疗在90年代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但早期的治疗方案仅限于罕见的单基因突变遗传病，且研究者对基因治疗的副作用认识不足，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尤其是在1999年，患者Andrew Gobea死于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引发了FDA对该疗法从技术角度和伦理学角度进行重新评估，使得大部分研究者和投资者离开了基因治疗领域。但相关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基因治疗在科研领域取得很大进展，重要成果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基因治疗逐渐被学术界所重新认可。从当前临床实验的统计数据来看，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有保证的。截至2014年6月，全球正在进行的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共2,076例，其中已经完成I期安全性测试的临床实验843例，完成II期安全性+有效性测试的临床实验95例。且大部分临床实验在监管严格的北美与欧洲进行。因此，基因治疗技术整体上是靠谱的。 同时，从临床实验的的适应症角度来看，基因治疗也从早期仅针对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疾病扩展到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市场容量较大的治疗领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该项技术市场前景的看好。 3、进展二：创新性疗法，受监管机构青睐 美国FDA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批准一项基因治疗的产品上市销售，但在其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BER）下成立了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办公室（the Office of Cellular, Tissue and Gene Therapies, OCTGT），专门负责相关产品的审查。并且成立细胞、组织和基因疗法顾问委员会（the Cellular, Tissue and Gene Therapies Advisory Committee, CTGTAC），帮助指导相关的产品的评估。 2014和2015年，Calledon、Spark Therapeutics、Bluebird Bio在研产品MYDICAR、SPK-RPE65、和LentiGlobin分别获得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资格。突破性疗法资格（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旨在加速开发及审查治疗严重的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新药。作为继快速通道、加速批准、优先审评以后美国FDA的又一个新药评审通道，获得“突破性药物”认证的药物开发能得到包括FDA高层官员在内的更加密切的指导，保障在最短时间内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根据公开数据，FDA的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目前只给予9个在研产品“突破性疗法”资格。基因治疗是获得该资格最多的领域之一，未来3-5年内有望看到多个基因治疗的药物上市。 欧盟EMA对基因治疗也持相当的肯定态度。首先在欧盟开展的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多达520个，仅次于北美。其次，EMA于2012年批准了Uniqure公司用于治疗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ipoprotein lipase Deficiency）的产品Glybera在欧盟上市销售，使Glybera成为第一个被批准在西方国家上市销售基因治疗产品。欧美监管机构友好的态度将加速基因治疗产品的上市，促进市场的成熟。 4、进展三：市场前景好，受欧美投资者热捧 从事基因治疗研发的公司自2013年以来即受到欧美资本市场的追捧。预计基因治疗技术至今的融资额度超过6亿美元，其中包括IPO、VC直投等方式。同时，Celgene、Bayer、Pfizer、Sanofi等大药厂也通过合作研发或者市场权利买断等方式向基因治疗领域投资。
在美股IPO上市的5家公司均属于没有产品销售收入且盈利为负的公司，但并不影响股东获得投资回报。基因治疗概念相关股票的上涨一方面反映了公司研发的进展，也同时显示出投资者对基因治疗领域的偏好。可以说，基因治疗是美国生物技术投资当前的风口。
5、基因治疗公司美股标的介绍
基因治疗在海外受到学术界、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三重认可，我们认为该项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尤其是基因测序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有望成为基因治疗市场成熟的催化剂，因为通过基因测序能够发现更多基因缺陷型的患者，从而给基因治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空间。从投资角度，BLUE、CLDN、AGTC、AAVL、QURE等公司均处于研发阶段，还没有业绩落地。给予我们对基因治疗技术整体的看好，我们推荐投资者对上述5只股票进行组合投资。 5.1、Bluebird Bio （BLUE） Bluebird Bio是一家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专注于利用基因疗法治疗遗传及罕见疾病的重症患者。公司在研产品线主要有三个：Lenti-D用于治疗小儿（成人）脑白质营养不良，临床I/II期阶段；LentiGlobin治疗β型地中海贫血症，临床I/II期阶段；T细胞基因改造用于癌症治疗处于临床前阶段，公司该项目于2013年3月与Celgene形成了战略合作。相比于其他基因治疗公司，我们认为Bluebird Bio具有独到的优势，是基因治疗领域的龙头型公司。 LentiGlobin在治疗β型地中海贫血症有望在3-5内贡献业绩。地中海贫血是一种血红蛋白缺陷的先天性疾病。患者由于体内血红蛋白的珠蛋白链合成发生问题，不能产生功能正常的红细胞，从而引起贫血。从病理学上，由于血红蛋白的病变有多种，地中海贫血也因此可分为多种类型。α－地中海贫血和β－地中海贫血是最重要的地中海贫血类型，根据其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又可分为轻型、中间型及重型。据估计每年世界上有6万重型地中海贫血儿童出生。全球患地中海贫血症的总人数在8000万到9000万之间。国际地中海贫血症基金会统计，全球正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约28.8万人。常规治疗方法主要是平均每3-4周定期输血和长期使用去铁剂。但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引起铁过载并导致心肌病、动脉粥样硬化、肝纤维化、内分泌功能障碍等一系列并发症，地中海贫血症重症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仅为28年。骨髓移植是目前惟一能根治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方法，其治愈率达到90%。但一方面能够与患者配对的骨髓提供者较少，另一方面该疗法费用高昂（国内在20-40万人民币，欧美更高），所以该疗法并未得到广泛的应用。Bluebird Bio开发的基因疗法像骨髓移植一样能够一次性根治重型β地中海贫血，且没有骨髓配对的限制。我们预计该疗法上市后定价将与骨髓移植相似，按照目前全球28.8万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数计算，由于大部分患者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假设该项基因疗法的定价在20 – 40万人民币，则重型地中海贫血症基因治疗在全球的市场容量预计在570亿 - 1150亿人民币之间。公司LentiGlobin基因疗法在同类研发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且该产品在2015年获得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资格，未来在审评上也将进入快速通道。如果该产品在3-5年内上市，届时将成为全球市场的独家疗法，市场空间广阔。 LentiViral病毒载体的临床应用具备优势。与其他大部分基因疗法是使用腺伴随病毒AAV作为载体不同的是，Bluebird bio的基因疗法使用HIV反转录病毒作为载体。反转录病毒载体能够将正常的治疗基因插入宿主细胞中并对缺陷的基因进行替换。为此治疗基因能够通过分裂或者分化传递到下一代细胞中，从而实现对患者大量细胞的基因改造。LentiViral病毒载体的这种特性特别适合对造血干细胞的基因改造，从而使得下游的免疫细胞具备对癌症的攻击能力。公司正是凭借这种反转录病毒技术而与Celgene形成了在癌症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基因治疗在癌症领域的应用前景将好于对罕见遗传病患者的治疗，所以Bluebird Bio公司未来业绩将有很大的弹性。 5.2、Uniqure （QURE） Uniqure BV是总部设在荷兰的一家制药公司。它主要从事基因治疗的罕见病领域。该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Glybera，对脂蛋白脂酶缺乏症（LPLD）的治疗。除此以外，对血友病的基因疗法也在研发过程中。 Glybera即将上市销售。Glybera是西方国家第一个被批准的基因治疗药物，该药于2012年11月被欧盟EMA批准用于脂蛋白酶缺乏症的治疗。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表现为患者体内缺乏脂蛋白脂肪酶，使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乳糜微粒浓度升高。该病发病率为百万分之一。预计全球的患者不超过7000人。脂蛋白酶缺乏症目前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一般的治疗的准则是以饮食疗法为基础来维持血浆中三酸甘油脂的浓度正常。节制饮食中的油脂达到或少于20 g/天或是使油脂摄取占每天摄取总能量中的15%以下，以避免患者出现相关症状。 Glybera是唯一一个治疗这种罕见病的针对性药物。该药在欧盟的完成数据补充后，将于2015年一季度上市销售。Glybera同时在美国获得“孤儿药”资格，预计将于2017年在美国申请上市。虽然脂蛋白酶缺乏症患者人数很少，但Glybera的定价非常昂贵，在欧盟预计每名患者的治疗开支将高达125万欧元（约160万美元）。因此，若假设欧盟和美国的总人口为10亿，脂蛋白酶缺乏症的发病率为百万分之一，则欧美患者人数预计为1000人。若按照每人160万美元的花费计算，Glybera在西方的市场容量为16亿美元。 B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是公司下一个增长点。公司的在研产品AMT-060是专门针对血友病B患者的基因治疗产品，目前该产品处于临床I期的阶段。血友病为一组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其共同的特征是活性凝血活酶生成障碍，凝血时间延长，终身具有轻微创伤后出血倾向，重症患者没有明显外伤也可发生“自发性”出血。血友病是女性携带导致下一代男性发病。发病率为15～20/10万男性，在不同种族和地域之间没有差异。血友病分为A、B、C三种类型。其中A型患者占85%，B型患者占15%，C型患者较为罕见。从常规治疗来说，血友病主要通过定期输血，补充体内的血浆因子VII（对A型患者）和VIII（对B型患者）使患者达到普通人的止血水平。在美国，血友病患者的常规年治疗费用在22-34万美元。Uniqure公司开发的AMT-060基因疗法有望一次性的根治B型血友病，公司预计60% - 70%的B型患者为重症患者，未来有望通过基因疗法进行根治。按照如果血友病患者年在美国的年医疗开支在22万 - 34万美元，从药物经济学的角度，一次性根治血友病的基因疗法的可能定价在100万美元以上之间。仅以美国市场容量推算，AMT-060理论的市场空间在3亿（美国人口）* 50% （一半为男性）* 0.15% （血友病发病率）* 15% （B型血友病占比） * 100万美元（AMT-060的价格）= 340亿美元左右。这个市场够大，将给业绩带来巨大的弹性。 5.3、Calledon （CLDN） Celladon是一家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在利用基因疗法治疗钙失调所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公司主要在研产品MYDICAR是利用基因疗法治疗SERCA酶缺乏症的心衰患者。SERCA是一种内质网钙调节酶（Ca2+ -ATPase）。这种酶在心衰患者常常表达缺失或者低表达，从而导致心脏血流不足，不能满足机体的代谢需求，从而引起心肌梗塞、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一系列并发症。MYDICAR基因疗法则是通过病毒载体将SERCA2a基因注入患者心肌细胞中，从而弥补心衰患者自身不能表达SERCA蛋白的情况。从目前临床实验结果来看，MYDICAR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衰患者病情恶化以及心肌梗塞的的风险。相比于其他心血管药物，MYDICAR有更好的疗效。
MYDICAR在心衰治疗领域市场空间大。2013年美国心脏病协会估计全美有600万人被诊断为心脏衰竭。其中25-50万患者处于晚期心衰阶段，美国用于心衰的直接医疗费用开支在2012年为602亿美元，其中半数用于晚期心衰患者重复急救与住院的支出。MYDICAR适用于收缩功能失常的晚期心衰患者，这类患者在美国约有35万人左右。晚期收缩功能失患者5年内死亡率高达45% -60%，高于癌症的平均水平，说明对新的临床用药的研发有巨大的市场需求。MYDICAR能够在现有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有效降低这类患者心衰恶化的风险，因此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Calledon在竞争对手中处于领先位置。在心衰基因治疗领域，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Renova Therapeutics、NanoCor Therapeutics、Juventas Therapeutics、VentriNova和Beat BioTherapeutics等。其中Renova的基因治疗在研产品在临床I/II其阶段，Juventas的基因治疗在研产品在临床II期阶段。其他公司的研发均处于临床前阶段。公司的主要产品MYDICAR研发进展快于竞争对手，且该产品于2014年4月获得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资格，未来上市进程也将远超竞争对手。公司未来有望凭借先发优势确立在心衰基因治疗领域的龙头地位。 5.4、Applied Genetic Technologies Corp （AGTC） 公司是临床阶段基因治疗公司，主要致力于运用基因治疗技术治疗罕见的眼科遗传性疾病。相关眼科在研产品线包括基因治疗X染色体连锁的视网膜劈裂症（XLRS）、先天性色觉障碍（ACHM）、和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XLRP）。非眼科在研产品线为基因治疗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AAT deficiency） 公司是眼科基因治疗专家。染色体连锁的视网膜劈裂症（XLRS）、先天性色觉障碍（ACHM）、和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XLRP）均为遗传性基因缺陷导致的眼科疾病。这类疾病普遍的特点是发病率低，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公司针对各个疾病开发的基因疗法如果上市，将成为唯一的治疗手段。因此相关产品被FDA或者欧盟EMA授予“孤儿药”资格，在审评享受快速通道资格。根据官方估计XLRS、ACHM、XLRP在欧美的患者人数分约为35000、27000、20000人。作为罕见病的孤儿药上市后一般都定价很高，如QURE的Glybera定价预计在160万美元。所以这些适应症的患者人数不多，但未来的市场前景仍然非常可观。除此以外，公司还开展了其他遗传性眼科疾病如先天性黑蒙症、湿性眼底黄斑变性的临床前研究，均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随着公司在眼科治疗领域的经验的积累，我们看好公司成为眼科基因治疗专家。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基因疗法市场空间大。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是血中抗蛋白酶成分-α1-抗胰蛋白酶（简称α1-AT）缺乏引起的一种先天性代谢病，通过常染色体遗传。临床常导致新生儿肝炎，婴幼儿和成人的肝硬化、肝癌和肺气肿等。常规的临床治疗是终生向患者体内定期输送正常人的α1-抗胰蛋白酶，以保证患者不会出现并发症。在美国，患者接受α1-抗胰蛋白酶输送所导致每年的费用在10万美元左右。可以想象，一旦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基因疗法上市，其定价将远高于10万美元。目前欧美共有11.8万万名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患者。即使保守假设基因疗法的定价在20万美元，则该基因疗法的市场空间在236亿美元。 5.5、Avalanche Biotchnologies, Inc. （AAVL） AAVL是一家专注于眼科疾病基因治疗的生物技术研发型公司。公司主要的在研产品是AVA-101，用于治疗湿性眼底黄斑变性、糖尿病黄斑水肿及其后的视网膜静脉阻塞。 AVA-101治疗湿性眼部换班变性市场前景良好。黄斑病变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影响黄斑的疾病，确切的病因尚不明，可能与遗传、血管硬化、氧化损伤、慢性光损伤、炎症、代谢营养等有关。大约10%的黄斑病变患者为湿性黄斑变性。是由于视网膜下有异常的血管生长，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并引起疤痕组织生长，使视力突然下降，会迅速严重地影响患者的中心视力，甚至导致中心视力丧失。全世界大约有300万的湿性黄斑病变患者。而美国新增患者人数达到每年15-20万。在北美，湿性黄斑变性的主要治疗手段是雷珠单抗（Lucentis）、艾力亚（EYLEA）和超适应症使用的贝伐单抗（Avastin），这三种药的临床使用比例大约为28%、12%和60%。2013年，雷珠单抗和艾力亚的全球销售额为43亿和19亿美元。超适应症使用的贝伐单抗在眼科治疗领域的销售收入则没有相关数据。我们保守预计湿性眼底黄斑变性的市场容量在65亿-80亿美元之间，未来随着北美与欧洲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们认为该市场将维持每年15%增长。相比于标准疗法需要患者每隔4-8周进行眼部药物注射，AVA-101基因疗法在疗效相当的情况下每年只需要1-2次药物注射，患者依从性好。AVA-101上市后有望对现有的标准疗法产生取代。 预防湿性黄斑变性是下一个增长点。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北美现在有730万人是湿性黄斑变性的高危人群。当前并没有药物能够降低他们病情恶化的风险。公司在研的AVA-201是AVA-101的改进版本。倘若AVA-101在临床上获得成功，则AVA-201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由于基因治疗只要一次注射即可长效发挥作用，所以AVA-201上市后患者的接受度高，市场前景良好。 综上所述，基因治疗在生物技术发达的欧美已经度过了萌芽阶段，现在处于市场爆发前的黎明。我们认为基因治疗未来将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是确定的趋势。而且随着基因测序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未来人们不可能在知道了自己的基因缺陷以后无动于衷。所以基因治疗的应用和发展空间将远超上述几个公司研究的领域。在市场上有很大的可能出现连续超预期的增长。为此，我们建议无论是一级市场投资者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均需要对此保持关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进行资产配置。 6、附录：什么是基因治疗？ 6.1、简介 基因治疗（gene therapy）是指将外源正常基因导入靶细胞，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缺陷和异常引起的疾病，以达到治疗目的。常见的基因治疗方案有三种：?将外源正常的DNA导入患者体内替换其突变基因 导入外源的DNA或者RNA来阻断患者体内突变基因的所导致的蛋白异常表达 引入一个新的基因帮助人体抵御某种疾病 6.2、基因治疗中用到的载体（工具） 一般来说，治疗用的基因并不能直接导入到人体细胞中，这个过程需要借助某种载体（工具）。常用的载体分为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两种。 在当前的研究中，最常用的载体（工具）是病毒载体。所有的病毒都具备攻击宿主细胞并将其体内的遗传物质导入宿主细胞的能力。病毒的遗传物质，即病毒的基因组，能够“绑架”宿主细胞正常的蛋白表达系统优先对生产病毒蛋白，从而实现病毒快速自我复制的能力。 科学家利用病毒这种特性，将病毒遗传物质中对人体有害的基因替换为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的“好”基因。这种改造后的病毒即为基因治疗的药物。 在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中，现在主要用到的是腺伴随病毒和反转录病毒，其他病毒也偶尔有使用。不同的病毒在导入外源治疗基因方面均有不同的特性。 从临床研究的角度上来讲，上世纪90年代基因治疗主要采用腺病毒载体。这种载体临床使用上副作用比较大。一方面病毒的毒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过量的病毒载体导入引起人体内超敏反应。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中主要使用腺伴随病毒和反转入病毒为主。腺伴随病毒被证明是一种对人体完全无害，且导致的免疫反应不明显的病毒。这种病毒能够将“治疗基因”多如宿主细胞内，让其长时间的表达，这种载体比较适合针对那些长期不分裂的细胞的基因缺陷治疗，如基因变异导致的眼科疾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反转录病毒能够将“治疗基因”整合进宿主基因组内，使“好基因”能够传递到宿主细胞分裂或者分化的下一代细胞中。因此，反转录病毒载体往往用于对造血干细胞的基因改造，往往用于血液相关的遗传疾病或者癌症的治疗。 6.3、基因治疗的给药方式和靶点细胞 当前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均是针对体细胞的基因改造。从基因导入的途径来看，分为体外导入和体内导入两种途径。 体外导入：是指将要需要进行基因改造的细胞（如造血干细胞、血细胞等）从患者体内提取出来，在体外与病毒载体混合，完成对提取细胞的基因改造。然后将改造过的细胞重新注入患者体内的方式。 体内导入：是指直接通过注射等方式将病种载体注入患者病变部位的方式。 从导入的靶点细胞来说又分为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两种。针对体细胞的基因治疗其效果只限制在患者本人，所改变的基因并不会遗传给后代，在遗传学、伦理学风险上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所以体细胞导入是现在主流的临床研究手段。在美国，现在有超过600个关于体细胞导入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在进行中。大部分临床试验针对的都是一些单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疾病，例如艾滋病、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症、囊肿性纤维化等。对生殖细胞的基因改造理论上来说可以更高效的解决患者的基因缺陷，并使得正常的基因可以遗传给后代，但考虑到伦理问题以及技术的成熟度问题，在许多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以色列、瑞士、荷兰等都立法严格禁止对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美国虽然没有相关的立法，但当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体细胞的基因治疗领域。（来源：光大证券）
辉瑞新药被曝中国数据造假 或涉千万人生命安全2015-03-1639健康网[url=]药物临床试验[/url]
导读核心提示：新药临床试验，事涉千万人生命安全。一起临床数据造假事件，揭开了中国新药临床试验令人不安的幕后操作。相较6年前的试药乱象，国家食药总局的监管虽然持续加强，但尚待完善的新药临床试验机构审批制和不透明的追惩机制，仍让试药环节充满风险。 中国的医药信誉再度受到考验，这一次发生在临床试药环节。
事件起由 国家药监局每年审批的新药数量显著下降，从2004年受理了惊人的10009种新药申请，下降到2012年的6919种。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13年6月份公布的信息，一款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将被延时三个月，因为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察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里24个数据提出质疑。 根据媒体报道，2012年1月，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告知FDA，他们在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可能存在造假，并提交了研究结果更为详细的信息。一个月后，FDA要求他们提交更多的信息，包括在1200个研究中心以及在中国临床研究数据监管中更多的信息。随后，FDA决定延迟审批。 “消息出来，对中国临床试药行业信誉的打击是巨大的。”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网负责人汪金海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实际上，这个行业最严重的一起信誉危机发生在200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等一批药监官员被抓，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判死刑。他任职期间审批的亮菌甲素注射液、欣弗注射液，曾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此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年审批的新药数量显著下降，从2004年受理了惊人的10009种新药申请(当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下降到2012年的6919种。 但阿哌沙班事件的发生令人疑惑，中国新药临床试验的监管机制究竟发生了多少改变，这起临床数据造假案仅仅是个孤立事件，还是普遍现象？ 新药审批的秘密 “那时一年能批一万多种新药，基本上递交上去就能批。很多都是纸上文件，可以做出来的。”
规范严谨、数据可靠的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前关键的一道安全屏障。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药品制造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并无临床试药概念。直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临床药理学等学术概念在国内的发展，临床试验理念才被国内认可，而质量规范则在1999年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才逐步建立。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副会长卓永清1997年就代表台湾公司在中国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当时中国的法规还没有对临床试验有质量规范的要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早都是我们来告诉国内的专家，这个临床试验的计划要怎么做，要注意什么。” 1999年，试行版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的建立，被看做中国临床试验规范管理元年，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对该规范进行了修订，沿用至今，也是中国目前针对临床试验领域唯一的一个质量规范。 就在临床试验规范颁布的同时，中国的药品生产行业也在经历巨大变革。1998年药监局成立后，为解决中国缺医少药的局面，开始大力鼓励药企发展。 科贝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增江回忆，1999年，国家政策鼓励建新药厂，因此催生了中国的新药审批和临床试验需求。科贝源是一家本土的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CRO)。 一批这样的为新药研发提供服务的公司由此出现，这也是这个行业的第一轮创业高潮。在此之前，中国的药品研发能力基本掌握在各大高校和国营研究院所，国家队的新药研发“数量少，速度慢，和国外的差距很大，即便是仿制国外已经上市的药，难度也很大”。 然而，郑筱萸时代的“激进”方案，并未使中国医药产业的研发能力有根本改善，临床试验也只是“走过场”。 “当时一年能批一万多种新药，基本上递交上去就能批。 很多都是纸上文件，可以做出来的。”据程增江介绍，2005年左右，做一个注册文件，服务价格在10万元以内，通常5万元就搞定了。现在同样的品种，成本要放大好多倍，需要50万到500万元。 “CRO的原罪其实就是那个阶段。”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网负责人汪金海说。 在郑筱萸腐败案爆发、药监局进行调整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7年出台了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很多行业内人士都明显感到“审批越来越严了”。 “与2005年之前的审批高峰相比，目前临床试验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程增江称，申报上去被批复的成功率也大大降低。 不过，虽然受理申报新药的数量减少了，但新药临床试验环节的问题却没有消失。 400家“有资格”的机构 一个治疗感冒的化学三类药，临床试验的时间大概需要一年，费用在200万到300万元，而一个抗肿瘤的三类药物，则要耗时至少三年，费用在8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一类抗肿瘤药，临床试验要8年左右，耗资在6000万元左右。
与欧美国家的通行做法不同，中国对临床试验机构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只有通过药监部门审批的临床机构，才可以参与临床试验。目前已通过审批的机构近400家，多为各地的三甲医院。而在美国，任何一个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可以做临床试验。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李宾认为，机构认证是一个应该渐渐取消而不是加强的趋势。要想对机构形成约束和竞争压力，只有在临床试验的机构认证上更开放，甚至取消机构认证，“事实上，现在的机构认证就成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网负责人汪金海认为，正是对临床机构的数量管控，造成医院的绝对强势和一些试验不规范的产生。 “中国的医疗资源本身很紧张，被认证通过的临床试验机构本身又是有实力的名牌大医院，很难抽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参与临床试验。而一些执行临床试验的医生，也基本都是资深的医生，最忙的一群人，这些现实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临床试验的质量。”汪金海说。 在一个获得审批的医院里，临床试验机构往往有着浓厚的传统医院行政体制色彩。它们多脱胎于药剂科或者科研处，主任多由副院长或科研处长、药剂科科长兼职(少数是全职)。 华西医院GCP中心主任梁茂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所在的华西医院，近三年来平均每年在做的注册临床试验项目都在140项左右，北京一些大牌医院的项目数量可能更高。 按照国际经验，药企或CRO公司往往会派出监察员(CRA)，对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监督。但在中国，临床试药机制设计中用来制衡的监察员有时很难发挥作用，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水平有限，操作并不规范，另外则是因为医院的强势——在临床试药人集中的临床试药网论坛里，最常被抱怨的便是这一点，在医生忙的时候，一些监察员甚至还得帮忙干活。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副会长卓永清自己也干过监察员，他认为监察员要扮演两个角色，一方面哄着医生，赶快把病历收上来，一方面要当警察，看你是不是完全按临床试验计划书在做。但现在医生比较强势，就不敢得罪医生。 卓永清透露，在一些临床试验机构，某些学科领域大腕，把临床试验的项目接下来，基本都会让下面的年轻医生来管，然后一两个星期团队碰一次头。但有时候医生太忙，碰头会开得不是特别频繁，试验的质量就可能会有问题，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药监局要求一个专家不能管太多临床试验的原因。 在新药临床试验的利益链上，药品企业掏出的大笔临床试验费用，四分之一会支付给CRO，剩下四分之三则要支付给医院。 支付给医院的费用，除了医院收取的部分，下到具体科室后科室会扣掉一部分(主任也会留下一定比例)，剩下的便是支付给研究者的费用、受试者的检查费以及部分受试者的补偿费。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治疗感冒的化学三类药，临床试验的时间大概需要一年，费用在200万到300万元，而一个抗肿瘤的三类药物，则要耗时至少三年，费用在8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一类抗肿瘤药，临床试验要8年左右，耗资在6000万元左右。 为了节省成本，在临床试验中极为重要的数据，在中国往往被忽略。据汪金海透露，这从费用比例就能看出来——在国外，数据统计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而中国医院的数据统计只需要花几万元。 “我甚至见过一些合同文本上就直接写着保证临床试验一定通过。”汪金海说，“临床试验本身就是验证性的，怎么可能保证一定通过呢？” 除去医院这个环节，在临床试验结束后的阶段，也存在造假的可能。监察员收集核准数据后，会交给数据处理机构进行分析整理，形成提交给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审评的数据资料和报告。 “从试验机构收集到数据交还给药企后，确实有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审评通过的目的，联合统计单位修改数据，有些企业胆大到把试验组和研究组的数据直接掉个个。”汪金海说。 他表示，对于医院机构的造假行为，还至少有法律规定、监督办法，而对于后期数据造假的问题，监管几乎是空白。 审查和追惩 从国内公开信息来看，很少有因临床试验阶段数据造假而被公开处理的药企、医院机构或CRO公司名单和信息。中国没有设立黑名单制度，临床试验项目和数据正在尝试部分公开。
如果临床数据造假，到了国家食药总局的审查阶段，是否能堵住呢？ 一个药品，经过两到三年、耗资百万到千万的临床试验，获取临床数据后，最终要经过国家食药总局药品评审中心的过审，方能最终上市。所有新药上市前审评的权力都在药品评审中心。 可做对比的数据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人员有数千人之多，而中国的国家食药总局药品评审中心仅有120人，80个专家，涉及数据审核的数据部只有3个人。即使在新药审批申请大幅下降的2012年，他们也还需要面对6919个新药申请。 一方面是审批机构很可能审不过来，另一方面，则是造假并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尽管针对数据造假，200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申请药品会被“枪毙”，相关机构被处理。但从国内公开信息来看，几乎查不到因临床试验阶段数据造假而被公开处理的药企、医院机构或CRO公司名单和信息。 华西医院GCP中心主任梁茂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此前发生过一些机构在真实性上出现问题，食药总局要求其整改，暂停临床试验资格的案例。“这些处理结果食药总局内部有个把握尺度。没有像国外那样实行黑名单，直接公布到网上。” 据他所知，食药总局内部也在讨论，是否实行黑名单制度。 信息公开其实是监督利器。美国专门设立了临床试验登记备案系统(clinicaltrials.gov)，公开临床试验项目基本资料供公众查询。中国也正在朝这个方向走，药品评审中心已尝试在其网站公布部分临床试验项目的基本数据，不过目前并非全部。 “想了解临床试验项目的信息是很困难的。”汪金海称，信息的公开往往以保护企业技术机密为由就不做了，事实上FDA公布的也是回溯性信息，不会涉及技术机密的问题。 更为奇怪的是，过去几年，在出现药品质量问题的案件中，几乎都未涉及对相关药监人员、医院、新药研发外包机构的处罚。 2009年12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江苏延申和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7个批次人用狂犬病疫苗存在质量问题。该案最终由司法机关提起公诉，但是否有临床试验的相关人员受到处罚未见公开报道。 2010年，安徽人李立力在服用诺华抗乙肝病毒药物替比夫定(商品名“素比伏”)1年时间后，因横纹肌溶解导致多脏器衰竭死亡。对于该药物临床试验及审批中的责任，则没有定论，患者只能自己采取司法途径诉讼。 2012年，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在对罗氏医药公司总部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罗氏未能有效评估超过80000份(含死亡病例)不良反应报告”，其中包括15161人的死亡病例报告。涉嫌的8种药物有5种在中国已经上市(分别是赫赛汀、美罗华、安维汀、特罗凯和派罗欣)，以抗癌药为主。而对临床试验和药监审批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罚，在中国悄无声息，未见公开信息。 药品质量事故常常由多种原因造成，有临床试验环节的问题，也有生产环节的问题。但这些案件的发生是否与临床试验有关？在公开报道和国家食药总局的官方网站上，从未公布过调查结果。 源于:新浪财经 配方颗粒有望放开 多家企业提前布局2015-03-17凤凰网[url=]CSPTCM[/url]
CSPTCM 中药配方颗粒试点资质放开风声再起。多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将召开会议讨论中药配方颗粒试点资质放开，可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的企业将不仅限于现在的6家。 2001年，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批准6家中药企业从事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包括华润三九、上海家化旗下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红日药业旗下北京康仁堂药业等。其中，红日药业50%的净利润都来自上述业务贡献。 据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业内多家中成药企业早在几年前已在该领域提前布局。 公开资料显示，康美药业在中药饮片二期工程厂区预留地内，扩建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自动化及在线质量监控技术改造项目。公司人士称，公司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准备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准备就绪。 精华制药公司人士则表示，控股子公司精华制药亳州康普有限公司具备中药饮片的生产车间，近期未听闻政策放开的动态。此前，该人士曾表示，该厂房未来会逐步进入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 香雪制药公司人士透露，公司有涉足中药配方颗粒的想法。 中药配方颗粒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仿照传统中药汤剂煎煮的方式，将中药饮片经浸提、浓缩、干燥等工艺精制而成的单味中药产品。该产品毛利水平较高，一般在70%以上，而一般中药饮片的毛利仅在30%左右。
【机遇】药企注意！国家扩容基层用药 利润点在哪？2015-03-17[url=]医药经济报[/url]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日前就分级诊疗、扩大基层用药的问题回答了网友的提问。他提到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应该留在基层，而目前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在基层又不具备。社区机构在药品配备方面要围绕提供的服务来规划药品目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看来，这其实是将各地方关于扩大基层用药的探索上升到全国性的政策层面。 但是，扩大基层用药是否是对基药目录的冲击?升级放量的基层用药市场对企业而言，是否又是一场盛宴? 守住保基本底线 全国“两会”期间，卫计委明确提出，根据提供服务来规划药品目录，这是继去年提出基层医疗机构除基药外还可从医保或新农合药品报销目录中，配备使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非基药品种政策的后续，是对扩大基层用药的再一次认可，也为今后分级诊疗及医联体的搭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支持。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在扩大基层用药方面的试点。山东省规定，非基药的配备和采购金额占基层机构所有药品配备品种和采购金额的比例不高于20%。浙江省明确不超过30%。北京医改办针对基层用药问题，提出今后将按服务功能配备各层级医疗用药，针对基层的服务功能多为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等来增加基层用药目录。 作为最早试点的安徽省，其在基层增加一定比例的非基药。该省在招标中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应采购包括基药目录、增补目录以及新农合、医保目录的部分药品，共有1118种基本用药品种。 这种做法在采访中颇受业内人士的赞同，有专家表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这种尝试。而这也意味着基层医疗机构100%配备使用基药成为“过去式”。 至此，对于基药目录的制定讨论也越演越烈。在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看来，WHO出台基药目录是为了缺医少药的国家，保证其基本用药供应正常。“基药目录如果修订扩大用药范围，那么就与医保目录相差无几，这样就容易重复。无法体现基药目录的价值。” 对于基药目录的争议，卫计委也提到放开基层使用非基药不等于鼓励各省随意增补。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基药目录在一定时间内还有其存在的必要。 江宇表示，基本药物目录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目录，现在完全可以容纳基层用药的变化。各省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扩大自身的基层用药品种，也可以通过医联体，通过大医院的集中采购来解决基层用药不足的问题。 “其实，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层还是存在过度使用药品的现象，提出扩大基层用药，能够解决部分药企的拆求，但是考虑到医保的压力以及基层医疗保基本的本质，在规划药品目录的时候，还要注意患者对药品的不理性需求等情况。”江宇说。 配套标准应更严 在扩大基层用药方面，比较确定的是基层用药市场将进一步升级和扩容。 有专家分析，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点多、面广、单产小的终端特点，这个市场在品种、营销策略、队伍建设等方面和其他药品终端差异明显。 根据C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分析，基层医生最常用的前20个品种中，主要还是以化学药为主，仅有两个中成药。化学药中，全身用抗感染药成为基层医生的常用兵器，入榜的药物中有8个属于全身用抗感染药物，占44.4%;消化系统及代谢药4个，占了22.2%;心血管系统用药和呼吸系统用药均有2个;像皮肤病用药、生殖泌尿系统和性激素类药物、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等这些类别的药物在基层医院中使用的频率较小。随着基层医疗机构兜底分级诊疗，负责慢病管理，慢性病用药市场将下沉。 而在江宇看来，在这个扩容的过程中，规模比较大、质量和行为比较规范的企业有发展空间。但他也提醒，不要对此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基层医疗主要还是用于保基础医疗。 “如果扩大基层用药范围，但始终没有做到对用药占比的具体规定，也会导致在基层有些药用不到或者没法用。”联邦制药销售部副总裁熊先生认为。 熊先生向记者解释，目前安徽招标中规定了安徽省的基本药物目录，品种范围相比以前更宽，同时也限定了每级医院药品使用占比。“这对于企业来讲，也比较有压力。通过严格医院使用药物占比，连品规和剂型都要求标准化，对于药企长远发展来看也是不可回避的，对常规品种要求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控制成本;标准化的剂型、规格的推广，会逐步缓和药品供需上的价格和价值矛盾，会让药厂回归到创新上;有创新能力、符合药物经济学价值的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对低水平重复的企业形成挤压。” “现在就看这个政策能否真正落实，还需要时间。”熊先生认为。另外，对于国家基药520品种，由于各层级医院治疗同一类疾病的处方中用药不尽相同，扩大基药的使用会有一个过程，各级医疗机构对常规疾病形成以基药为主的治疗处方，同时要求逐步根据疾病需要调整国家基本药物，才能提高基药使用量。” ■本报记者 郑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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