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日医药全资讯 每天三分钟，知晓医药事

【新药信息】
1、FDA受理山德士依那西普生物类似物351(k) BLA，恩利（依那西普）为安进公司原研，2014年销售45亿美元。http://t.cn/RyWZMTt

2、EMA受理Ultragenyx Ace-ER（醋纽拉酸缓释）治疗GNE肌病（遗传性包涵体肌病）上市申请，该药已在欧美获孤儿药资格。http://t.cn/RyWZiee

3、Amicus推迟法布里病药物Migalastat NDA，并需补充该药胃肠道症状临床数据。EMA已受理Migalastat上市申请，并授予优先评估资格。http://t.cn/RyWZaP4

4、FDA批准默沙东肿瘤免疫疗法Keytruda（pembrolizumab）二线治疗PD-L1表达的NSCLC，该申请PDUFA日期为2015年10月2日。此前Keytruda已在多国获批恶性黑色素瘤。http://t.cn/RyWxh17

5、FDA批准吉列德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安贝生坦联合PDE5抑制剂他达拉非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 (WHO分级I)。http://t.cn/RyWJLik

【行业信息】

【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国产仿制药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 甚至无效！
  来源：财经杂志
转载此文，不代表同意其观点，甚至质疑其以偏概全！

蓝色小药丸的价格依然坚挺。

过去一年虽然是万艾可专利到期的第一年，但中国消费者并没有看到预期中的降价，100毫克一片装，售价还是128元。

治疗男性性功能勃起障碍（ED）、俗称“伟哥”的万艾可，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发，在华专利于2014年7月1日到期。此前医药界普遍认为，到期后它会降价，十余家中国药企也向药监部门申请仿制万艾可。

仿制是制药产业中被允许的普遍做法。获得专利的药品被称为“原研药”，当专利到期后，其他药企可使用药物的化学合成物专利，自行开发配方工艺并合法生产仿制药。

医学界的共识是，仿制药在剂型、规格、给药途径、质量以及药效和适应症方面，都应与原研药等同。

在欧美市场，对于超过专利期的药品，迫于仿制药竞争压力，药厂多会主动降价，否则销量可能大幅下跌。万艾可在其他国家专利到期后，不乏降价先例。在泰国，万艾可降价约30％；澳大利亚每粒万艾可售价不到20元人民币。

然而，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数据显示：2014年，万艾可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不降反增，增幅达47％。数据显示，许多国外药品专利失效后，在中国市场仍维持原价，销量也未受影响。

中国的化学药品市场多以仿制药为主，国内医药市场八成以上为仿制药。目前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约4800家，这些制药企业拥有化药品种批准文号10.5万个，绝大部分为仿制药，仿制药市场规模约为5000亿元。

仿制药本以低价战略本可能在市场上大有斩获，却屡屡败于专利到期后的原研药，原因何在？

药效差距的秘密

在北京以打工为生的孙合林，近几日药箱告急。

67岁的孙合林一个月前从老家山东到北京做木匠活，随身除了糊口的工具，还带着救急的降血糖药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半年前他在家乡体检时查出2型糖尿病。

药品是在一家县级人民医院开的。眼看药不够吃，孙合林在断药前一周拿着以前的药盒到药店买药。新药到手后，服用后孙却隐约觉得不对劲，血糖不降反升，心跳过快、呼吸不畅，高血糖的症状似乎重袭。

孙合林怀疑买到假药，于是到附近的社区医院咨询，结果发现药品名字相同，但来自不同的生产厂家——同样是“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一个是河北一家药厂生产，另一个来自贵州一家药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监总局）官方网站显示，这两种药都是真药，拥有相同的产品名称，只是生产厂家与商品名称不同。孙合林不明白，“一样的名字一样的药，为什么效果不一样？”

同大部分患者一样，孙合林不了解中国制药界存在的一种公开的秘密：几十家甚至上百家药厂仿制、生产同一种药，药效却参差不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下称中检院）国际合作高级顾问金少鸿介绍，在治疗的关键时刻，不少医生倾向使用原研药，因为国产仿制药的质量与原研药存在差异。

制药业内人士估计，70％以上的国产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存在差距。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处长李正奇撰文称，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有的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

虽认为不能将所有仿制药药企一棍子打死，但齐鲁制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张明会、绿叶制药集团法规与注册部总监由春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分别承认，国内部分仿制药存在研究不透彻、质量控制不严格以致药效不足的情况。

仿制药与原研药的有效化学成分应该是一样的。原研药专利到期后，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剂量和理化特性都会公开。比如，“伟哥”的有效成分细节甚至在百度百科都能查到。

但是，使这些有效成分能成功地按时在人体内释放，才是药品发挥药效的关键。一粒药，在经过患者的消化系统时，需在适当时间崩解、溶化，释放出有效成分，被胃肠道吸收。

这个过程很有讲究：如果过速，可能导致有效成分吸收太快，血清浓度峰值过高，带来副作用，且药效不够持久；如果欠速，有效成分就可能来不及完全溶出就被排出，药效则发挥不出。

这个过程就要依靠药品使用的辅料与制作工艺，这是药企研发极为核心的资产。

以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为例，拜耳拥有独到的制剂技术，它可以使药品在专利过期后依然规避挑战，因为国内仿制药无法在工艺上实现使药品只在肠道溶解。

“原研药厂商，一般拥有多个工艺配方的专利。”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孙新生对《财经》记者介绍，新药的专利期限是20年，而药企在化合物、原料药专利到期后，还拥有数年后才会到期的工艺配方专利，此举可使专利药的利用期限相应延长。

另外，药品的辅料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辅料，大部分是高分子材料，有一定分子量分布，而非单一成分，这意味着很难使用简单的含量指标检测它。因此，同一名称辅料，如果由不同企业生产，产品差别可能很大。有一些辅料品种，如出现一种或几种特定杂质，其在使用环境下就会产生不确定的药理作用，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仿制药审批时，也需申报药品所使用的辅料，及辅料生产企业的生产规范证书（GMP）和检验报告（COA），提供分析数据。

但中国对辅料的监管尚不严格。2006年出台的《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没有实行强制认证。

一位浙江药企研发主管告诉《财经》记者，有的药企为节省成本，在药品审批环节，向监管部门申报质量较高的辅料厂商，进入生产环节时，就更换为廉价、质量次等的厂商。而在药品制成甚至上市前后，通常不会被要求再次检验。

中国是原料药的生产与出口大国，但是辅料的研发严重不足，新型药用辅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张明会告诉《财经》记者，国内不少仿制药药企使用与原研药不同的辅料进行生产，这是导致仿制药与原研药药效差异的原因之一。

2014年9月轰动一时的“毒胶囊”事件就事发于辅料。案中，浙江一家药用辅料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进入制药企业，导致9000万粒铬超标毒胶囊流入市场。

“毒胶囊”事件是辅料管控不严的极端事件。绝大多数由于工艺和辅料导致药效不足的仿制药，在生产与流通环节是低效药或者无效药。虽然这种药不致产生危害，但药效不够，既耽误治疗时机，也有可能延长患者的痛苦、病程。

比如，精神障碍疾病患者需要定期服用氯氮平，以使病情稳定在可控范围内，配合其他治疗方法实行诊治。氯氮平本身具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会出现白血球降低的症状。一位制药业资深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服用国产氯氮平的患者中，很少出现白血球减少的情况，这说明该药的药效是不足的。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药物的帮助，有些人会产生暴力攻击倾向，甚至有自杀行为。

绿叶制药集团法规与注册部总监由春娜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治疗时间窗口宽的药品，如果药品本身药效不足，患者只要多服用一些就可以，对病情本身不会有多大影响，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病情，药效直接关系到病情的控制。

审评标准的欠账

仿制药中不少药效不佳这一事实，已被监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和多数制药企业承认。作为控制药品上市的门槛，药品的审评标准过低，当负首要责任。

2000年以前，国内药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药品紧缺性，仿制药审批权掌握在各省卫生部门手中，此一“草莽时期”，仿制药获批相对容易。

涉及仿制药安全和有效性的审评标准过低，导致大批本来不具备生产仿制药能力和资质的企业也轻易拿到药品批号。在药品审批最疯狂的2005年，超过10000种药品通过审批上市，2006年达到顶峰。而这一时期的药品仍然是目前中国药品市场的主力。

北京一家药企研发负责人披露，他在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与两名合作者一夜之间通过文献拼凑，完成一种仿制药“研发”，后来将该药卖给一家药企并通过审批，至今还在生产、流通。

2007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仿制药的审批程序。不过，标准过低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比如，是否选择原研药作为仿制对象决定了仿制药的药效，可是该办法允许在无法获得原研药时，可选用已上市的国产仿制药作为参照物再仿制。

拿仿制药作为仿制标准，很容易导致“越仿越不像”。孙新生称，药品仿制本难以达到与原研药100％一致，每一次仿制可能带来20％的误差累积，如果越仿越低，与原研药药效就相去越远。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允许拿仿制药做标杆，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早期，进口药品难以获得，缺少获得原研药的合法途径，情非得已之下，只好允许药企以仿制药作为仿制标准。

但这一漏洞被众多药企利用。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特聘专家程鲁榕透露，像卡维地洛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等制剂，国内市场已有原研药，一些申报机构提交的试验却并未选用。

FDA专门出版了一本“橙皮书”作为“金标准”，录入所有专利到期的原研药，规定仿制企业必须从中选择仿制对象。中国还没有类似的“金标准”。

对于仿制药药效的判断也出现歧路。

判断仿制药与原研药药效是否一致，中国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是体外溶出曲线，如果仿制药体外多条溶出曲线均与原研药一致，则两者生物利用度一致的概率达90％。

体外溶出曲线的试验方法是，在容器中模拟出人的肠胃环境，然后投入药品，测量溶出曲线，这条标准可以使大量仿制药现出原形。

据《中国医药报》报道，2008年国家评价性抽验中，发现按照当时的质量标准，首检仿制药几乎100％合格，然而没有一个仿制药品的体外溶出度曲线与被仿制药品一致，且相当一部分药品溶出曲线与原研药相差甚远。

孙合林的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国内多家药厂生产，商品名称甚至都不一样。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张秀华对市面上常见的盐酸二甲双胍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6个厂家生产的普通片和4个厂家生产的缓释片含量均符合药典规定，但溶出参数差异明显。

严格的把关标准是将“生物等效性试验”作为必要指标，即需比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人体内药物有效成分总体吸收程度和血液中能达到的最高药物浓度。这一实验被写入美国的“Hatch-Waxman”法案。

中国《仿制药品审批办法》也规定，申报药企需在第三方临床研究机构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但这一事关仿制药生死的试验，却未被认真执行。

调查显示，同一款仿制药送到国内不同实验室做生物等效性试验，参数可能会相差17倍，同一实验室之间的参数也可能相差3倍-4倍。

一位药业资深人士分析，数量众多的小药企为了得到药品批号，铤而走险，与第三方试验机构勾兑，修改试验数据。

一场生物等效性试验的费用为30万元到60万元，对一些小医院来说，可能向药厂妥协，在数据上做手脚，甚至连试验对象的人数都不足。

企业上报药品审评部门的往往是好看的数据，因此，“生物等效性实验从没听说失败的，公开报道都是一次性成功”。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副主任药师谢沐风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在法规上信任第三方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监管部门一般也不会进行复查审核。

如果上市与监管的标准低，大部分企业自然会依照最低标准实行生产，能减的成本尽量砍掉。谢沐风说：“要求20分可以及格，企业一般认为做到21分就可以了，做多了就觉得是浪费。”

药企前路

对中国仿制药药企而言，决定其生存的因素很大程度并非是药品药效，而仰仗于与医院的关系。不过，一旦药效被提上监管日程，也意味着淘汰低端仿制的生死关头来临。

事实上，对各国而言，仿制药皆不可或缺。美国仿制药协会（TheGenericPharmaceuticalAssociation）报告显示，2013年仿制药为美国健康系统节约高达2390亿美元的经费，这一数据尚未将品牌药品公司面临仿制药竞争时打折等可能发生的费用下降考虑在内。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仿制药可以让国人得到相对便宜的药品，降低医保支出。

不过，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特约评论员文章称，按照国际市场的经验，仿制药的价格再低，也会保持在原研药价格30％左右。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仿制药的价格只有原研药的10％。超低价格使企业不得不在质量上妥协。

压缩中国药企利润的是手握用药权的医院。上述制药业资深人士表示，在药品的流通环节，医院处于强势地位，药企根本没有议价权，“中国药企的平均利润连15％都没有”。

研发一个仿制药品种，花费一般在50万－200万元，再加上生物等效的临床试验投入约50万－100万元；除这些成本，出厂价中还要加上审评的公关费用。

出厂价区区几元，到患者手中或为数十元的药品，除17％税费，还包括配送公司6个－8个点的配送费，代理商30个点的费用，公关费约20％的费用，其主要用于打通医院的关节。这样药企不在质量上克扣很难获得预期利润。

此外，一个药品往往面临几十上百家仿制，这使国产仿制药恶性价格战频起，也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

2015年7月11日，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公开表示，忽视质量疗效盲目追求低成本、低价格，只能诱导企业购买最便宜的原辅料、按最低的标准投料生产药品，其极有可能是安全无效的劣药，甚至假药。

价格战也集中体现在仿制药业的产业集中度低下。FDA针对美国在1999年—2004年中仿制药的价格与生产厂家之间的数量关系做过统计，结果显示，当仿制药厂家只有两家时，仿制药价格为原研药的52％；当生产厂家数目增至10家时，其价格降至原研药的26％；当生产厂家数目接近20家时，仿制药的价格仅为原研药的6％。

为了扭转诸多弊端，政府频频释放将对优质仿制药给予政策优惠的信号。国务院在《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中承诺，“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的，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在临床应用、招标采购、医保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按毕井泉的表述，未来对于与原研药疗效一致的药品，食药监总局会允许企业在药品外包装上印出明显标识，以便医生和患者识别选择。

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认为，质量提升以后的产品，价格肯定会提高，按照高标准生产，自然会抬高仿制药成本，“低价格就没有好药”。

有些药商已经有不如归去之感慨。“只做仿制药是没有前途的。”一家药企研发负责人五年前转战新药研发，现已有两个新药在审评名单中排队，他相信仿制药的发展潜力有限。

迫于转型攻坚期压力，不少药企独辟蹊径，通过OEM贴牌或者自主品牌的方式把国产高质量仿制药打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类似于电子产品行业的代工生产能否为这些药企谋得生路，还有待观察。

改革阻力重重

当经济体量和民生需求发展到一定阶段，变革必然产生。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药品修正案，首次提出药品不仅要“安全”，还必须“有效”。如今，中国正经历这一痛苦过程。

上世纪末，中国开展对药品研究、生产、流通等环节实行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制度，从药品生产全过程加强药品质量安全控制。在那一轮整治中，药品审批实现地标升国标，药品生产企业实现GMP认证，药企由原来的7000多家缩减到4000多家。这些措施使仿制药的研制水平、质量和安全性显著提升。

安全性基本保障后，有效性开始得到监管部门与社会舆论的关注，这是近几年的趋势。

2006年，钟南山院士在“两会”期间向药监部门发难，质问为何一时间出现如此多药号。此后，药监部门再度展开对药品行业的整顿，虽然淘汰了一些企业与药品，但整顿仍局限于质量控制。

自2007年以后，食药监总局收紧了仿制药的审批标准，新增仿制药的质量得以提升，但数量庞大的历史欠账，仍将仿制药的整体质量拖累在较低水平。

从2009年开始，国仿药的药效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焦点。由春娜分析，媒体报道借助个别案例，将部分药品存在的问题上升为对整个行业的拷问，助推了监管部门整治的决心。

为将药效欠佳的仿制药驱逐出市场，国务院在《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对2007年前批准的仿制药，分期分批与被仿制药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未通过评价的仿制药将被注销。食药监总局成立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办公室（下称评价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上述规划。

据了解，其工作流程自下而上进行，先由评价办公室确定评价方法、标准等，省级药监部门负责资料受理、生产现场检查和抽样检验，评价办公室组织专家委员复查。

然而，部门间既得利益者的博弈，使实质进展缓慢。评价办公室前期目标是完成75个基药品种，中检院至2015年4月20日初步完成34个品种的方法研究，经专家审核通过9个品种的评价方法，41个品种正处于方法研究阶段。这些工作按计划，本应在2013年至2014年完成。

按“十二五”规划，570种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临床常用的化学药在2015年前完成。570种常用药品涉及2400家企业，3.3万个批号。

业界的共识是，2015年的目标根本无法按时完成。

从技术上分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不存在难题。“日本已实行18年，技术很成熟，问题在于决策者能否下定决心。”一位地方仪器药品检验所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

1998年，由于仿制药药效低下，日本启动“药品品质再评价工程”，对于药效达不到要求的药品，管理部门给予企业一定时间，允许其二次开发，在这一时间内还无法完成的就必须撤销批号。

20世纪70年代，美国也通过生物等效性评价，淘汰了约6000种不合格药品。

一旦动真格提升药效，就意味着要砍掉一大批不合格的药企。计划2015年完成的570种药品，每年为药品行业创造大量的产值。地方食品药品检验所的官员表示，“革命就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不规范的药厂将损失最大，而它们都是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必然试图影响相关部门的决策者。”

持有仿制药批号的药厂，多是地方利税大户，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

中国医药联盟发布的一项“中国药企员工人数排行榜”显示，162家上市药企总人数近52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万分之四，表明2500人中就有一个医药人。

另一方面，一些药品行业协会、药企力推这项工作，辐射到政府部门的压力也大。中检院一名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负责人卸任后，在微信朋友圈感叹说，“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这引发明白个中缘由的友人纷纷点赞。中检院负责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标准制定与执行，该负责人所在的部门经常受到上级单位与媒体的质疑。

“要推动这项工作，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理念，是为了促进民众安全有效用药，而不能过多考虑药企的生死存亡。”孙新生说。

2015年下半年，相关部门动作频繁。7月22日，食药监总局启动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核查工作；7月31日晚，该局再发加快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征求意见公告；8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核心就是提高药品的质量，通过改革来促进医药行业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其中明确提出，力争2018年底前，完成国家基本药物口服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届时，未通过评价的基药口服仿制药，可能不得上市。这显示了整顿仿制药的紧迫性。

上述药业资深人士估计，“一致性评价可能会刷下一大批药品批准文号。”

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也随风而动。齐鲁制药成立了一个旨在提高质量与药效的精品工程项目。评价工作由每个药品的原研发团队进行，原研药由各团队上报，负责采购的部门统一采购。张明会说，“要在原研方面投入更大精力与资金，因为审批将趋向严格，好的影响是，仿制药审批的速度有望加快。”

经历过几轮大型的整顿活动，可以预见很多靠以前的批准文号吃老本、缺乏创新和提升质量能力的药企，一旦失去批号也就被淘汰了。随之，参与仿制药的企业将减少。

不过，张明会表示，对制药行业的整顿不能依靠一阵风或者疾风暴雨似的改革，而是要制定长久的、连贯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由春娜认为，接下来的标准制定与企业自查阶段也不能过急推进。

仿制药药效攸关全体国民的生命健康。自2015年7月以来，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在中国药品行业风声雷动。然而，诸种弊端能否随药品市场的大洗牌得到清算与整顿，中国仿制药的药效问题能否迎刃而解，仍是一个巨大问号。

60%在研结直肠癌药物为靶向药物
数量众多的各种类型的治疗药物正逐步进入到结直肠癌治疗药物的研发线中。Frost & Sullivan 公司发现，疾病的商病发率、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及巨大的商业潜能正在吸引药物开发商进入这一市场。为了保持竞争力，参与者为增加早期治疗阶段的总生存期及降低毒性，正专注于探索新的靶点。
Frost & Sullivan 的新分析《全球结直肠癌市场产品及研发线分析》发现，处于研发后期的靶向治疗药物正主导着结直肠癌的药物研发线，占到在研药物的 60%。这一趋势与更广泛的肿瘤市场保持一致，后者已从标准的细胞毒治疗方案转向特定肿瘤的个性化治疗模式。
「对特定结直肠癌通路分子组成的日益理解将导致新的生物标志物靶点及其它多靶点免疫疗法的进展，」Frost & Sullivan 医疗保健高级行业分析师 Gilmore 称。「特别指出的是，生物标志物检测将成为治疗的标准，以便为患者个体需求（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筛选靶向治疗，以及确定患者特定肿瘤类型（预后生物标志物）。」
在结直肠癌领域，头对头试验是司空见惯的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明确的产品差异及强大的营销努力将是至关重要的。新的治疗方案必须同成熟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需要在无疾病生存期、疾病进展时间及总生存率方面证明优越性。监管机构及支付者正在紧张地对新的药物进行审查，批准及报销的门槛与十年前相比明显更高。
此外，美国及西欧医疗保健基于价值的报销模式使靶向治疗药物及为筛选最可能对昂贵治疗药物有响应的患者而进行的诊断性生物标志物检测受到限制。支付者想知道哪些治疗药物会起作用，以证明靶向治疗方案的高价是合理。
「获得对比性的疗效数据，与竞争药物相比证明有改善的生存期，以及有合适的定价策略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有多个层次的治疗药物，」Gilmore 指出。「为达到这一目的，头对头试验目前在结直肠癌领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http://www.europeanpharmaceuticalreview.com/35311/news/industry-news/advanced-targeted-therapies-dominate-colorectal-cancer-pipeline/


药明康德李革和他的新药CRO帝国

“中国出个诺奖重要，还是出个李革重要？”罗培志问。这位抗体专家曾在美国成功创办过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后被默克收购。2011 年，他回到中国再次创业，李革是他的投资人，也是他北京大学的校友。
　　李革创办的药明康德，是今天北大化学系乃至中国生命科学产业最重要的雇主，在全球有近8000名科学家为其工作。
　　“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才，对于创新创业，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通和资本创始合伙人陈连勇说。“在他之前，中国几乎没有CRO(研发外包服务)这个行业。以前西方对中国的生产企业有恐惧感，觉得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擅抄袭，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李革建立了西方制药企业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信任。从他对整个产业链的构思和搭建，包括以风险投资为切入点，可以看到李革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端。”通和资本成立不到3年，已投资十几家医疗健康公司，它的LP有9位现任或曾任国际知名机构CEO，李革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李革，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好的技术带回中国，在中国做事，并且在全世界获得了影响力。他改变了临床前研究的一些规则。如果你注意看中国医疗现代史，你会发现药明康德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李革的投资人——富达亚洲风险投资管理合伙人欧栢德(Daniel Auerbach)对《创业家》说。他过往的投资名单里还有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田溯宁(亚信创始人)等。
　　不只是和他有“关系”的人这么说。“李革CRO这仗打得漂亮。”深圳微芯创始人鲁先平对《创业家》评价说，“因为有了药明康德等CRO平台，后来的新药研发者比鲁先平时代拥有了更好的起点。”
　　在全球著名行业媒体FierceBiotech看来：“李革深信通过降低研发门槛，将帮助释放中国的创新活力，带动整整一代亚洲生物科技公司的崛起。与此同时，这个平台构架起西方新药研发通往中国的桥梁，加大了中国病患得到创新药物的机会。”在这家媒体公布的“2015年全球生物制药25位最有影响力风云人物”榜单里，李革因为“变革中国医药（600056）研发面貌”而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上榜者。这一榜单里的其他入选者包括Gilead(吉利德) CEO John Martin、Sanofi(赛诺菲)CEO Serge Weinberg、Juno CEO Hans Bishop等。
　　李革生于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博士。28岁时，他在美国参与创办的公司登陆纳斯达克；40岁，他在中国创办的药明康德登陆纽交所。
　　李革能获得行业内如此高的评价，在于他选择的是与鲁先平等大多数人不同的道路：药明康德不研发新药，而是致力于CRO。在成功开创中国CRO产业、为全球上千家企业提供药物研发服务的同时，李革还将药明康德发展成为一站式研发平台，方便科学家们更便捷高效地研发新药，就像阿里巴巴方便中小企业做生意一样。在药明康德的平台上，一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凭着开发的药物被另一家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药明康德还是一家医药产业的投资公司。它目前投资的16家公司里，5家在中国，11家在美国。它的投资领域覆盖基因组学、免疫治疗等热门的前沿领域。药明康德正在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能力和规模,服务中国的大健康产业。”李革说。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当我们探访那些有可能为中国患者研发新药的公司时，线索最终都指向了李革及其创办的药明康德。这家自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药物的公司，已是中国新药产业最重要的推手。在它的周围，一个新药江湖已经开始显现。
　　  上篇      
　　一个CRO的诞生
　　2001年，先后从美国回国的李革和鲁先平在深圳高交会上相识。他们都还年轻，30多岁，运动员般的体格，在美国时已成功创过一次业。回到中国，都想做点和新药有关的事。
　　当时，被称作“中国科技第一展”的高交会刚举办到第三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在起步。大洋彼岸的互联网热已经传入，以张朝阳、李彦宏等为代表的海归陆续回国，外资风投随之进入；但是，在美国，与互联网一样热的生物技术却几乎一点没有感染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至少落后于美国20年。
　　整个会场没有多少与新药研发相关的人。创办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下称微芯)的鲁先平，一度希望吸引美国的风投，在美国继续做研发，但是未能如愿，于是留在了中国；创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公司(下称药明康德)的李革，则是想把美国的技术介绍回中国，因为未获前公司支持才独自回国创业。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中国，能不能做创新药?
　　李革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做新药的环境，从而改变初衷转做了CRO，鲁先平则对新药研发情有独钟。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鲁先平将不断被已成为朋友的李革提醒“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研发新药”，李革也多次被有心人劝诫“你应该做新药，不应该‘挖沟’”。
　　从零开始的 CRO
　　“我们开始做服务的时候，有多少人理解呢？”李革说。制药业是个周期漫长、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2000年时的中国，李革甚至找不到一家专业的实验室装修公司。
　　药明康德第一间实验室，700平米的装修耗时6个月。今天实验室装修必备的“通风橱”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的概念。由于没有专业公司，一群化学家变身装修工，他们的实验室技能于是也派上了用场：比如薄层要防酸，他们就把从家具市场买回的二十多种材料剪成片扔进浓盐酸里，隔天选不变色的那个；做实验的瓶子底儿常常掉，他们就逐一称重，核查质量......
　　在美国创业，这一切都有专业的公司提供服务。而在中国，这些专业公司尚有待随着药明康德等一批公司的成长而诞生。今天，当药明康德再建实验室时，1万平米的装修也无需超过 60天，而药明康德的实验室规模也已接近46万平米。
　　药明康德装修实验室的那个冬天，中国成为了WTO第143个成员，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依然是片陌生的土地。李革记得2003 年时，一位去日本出差的美国药厂CEO特意转到上海，看望和鼓励他。“现在谁还会这样？”李说，“但实际这样的人是会影响很多人的。2008年奥运会前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中国啊？中国的发展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
　　药明康德成立后，李革又回到了美国。在中国，尽管有着超过6000家的药厂，但几乎没有人需要他的技术服务—它们大多仿制欧美国家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或是生产中成药，很少有公司从事创新药的开发。
　　但在中国做CRO，对于美国客户来说还很陌生。就像那些掉底儿的瓶留给李革的印象一样，早年间每当李革在海外讲起他在中国做科研服务时，别人抛来的第一个问题常是：“在中国能做化学吗？”尽管他们知道李革在美国能做，也做出了东西来，可就是不相信这位化学家在中国也能做。“中国的化学家在中国能做化学吗？现在回头想想这太可笑了，但十多年前是这样的。”李革说。
　　除了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另一大担忧。在制药业里，知识产权是最核心的资产。中国制造业里不乏各种仿制、山寨的先例，如何让这些大药厂相信中国的CRO公司不会把他们的东西抄去？“原来的海外背景还是挺重要的。”李革说，“做事的过程中人品还是挺让人认可的，那就有了让我们试一试的机会。我们当时的同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药明康德内部也建立了一套管理系统，确保客户机密不被泄露。一些重要的商业文件和研究资料，还会提交到公证处独立公证。李革的一位朋友说，在药明康德起步期，寄出去的每一个包裹，李革都要亲自过问。
　　至今，李革也还在大声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新药研发基地，完全取决于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原则上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国家能够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新药研发基地，那会儿你还担心中国不能开发新药吗？那时候是中国开发什么样的新药的问题。”
　　如前所述，通和资本创始合伙人陈连勇称李革“建立了西方制药企业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信任”。在生命科学领域，陈拥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药明康德如今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000多家客户及合作伙伴，几乎涵盖全球排名前20强的大型制药公司及前10强的生物技术公司。
　　在中国,李革只有一群有热情但缺乏训练的青年科学家。
　　为药明康德工作之前，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些在中国堪称优秀的化学系、生物系毕业生大多只能像他们的学长们一样奔赴美国。李革的药明康德成为了这个群体最重要的雇主。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李革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李革一度也认为自己学得挺好，懂得挺多，到了美国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这些年轻人进来我心里是有准备的,我知道他们知道多少，所以，最早都是手把手教的。”李革说。药明康德建立了很好的培训体系，这些年轻人有着与全球顶尖制药公司的资深研发专家平等对话的机会，可以听到全球知名科学家的学术演讲。
　　除了资本、技术密集，CRO也是个人力密集型行业。李革清楚地记得药明康德的发展速度：第一年48人，第二年128人，第三年250人，第四年500人，第五年将近1000人……在不到500人时，李革花了近一年时间来专门制定人力资源策略，希望既能发挥这些科学家的创造力，又能保证公司运营的精确性。“这套人力体系是药明康德成功的基石。”药明康德投资人富达亚洲的欧栢德(Daniel Auerbach)说。现在，药明康德已有10000多名员工，其中科研人员近9000名。
　　“真正的科研外包服务，是吸引年轻人才的一个最好办法。”李革说，“大药厂在中国设置研发中心，一开始做的事情也和国外的模式不完全一样，道理很简单，要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人才基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也有大公司挖我们的人了，哈哈。”
　　在药明康德，每个员工都有独一的员工号。对于人才的流动，李革认为：“这也是创办药明康德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一方面是我们的成功，另外一方面，中国医药行业也需要发展。”过去十多年，药明康德已为行业输出了几千个年轻的科学家。
　　“做对的事儿”
　　在全球制药业里，CRO是不受重视的配角。“最早大家看不起做服务的，说你的科研服务和外面挖沟的、铺电缆的差不多。”李革说。有好心人劝诫李革“你应该做新药开发，不应该‘挖沟’”；领导们来考察，也关切地问李革什么时候能做出有知识产权的新药。李革不为所动。
　　“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正确决定，就是用服务提高自己的能力。”李革说，“实事求是地说，那会儿国内也没有什么新药研发能力，我们那时已经代表挺高的水平了。和国外公司合作的时候，在服务的过程中学习。大家老认为服务就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里，你能给别人服务首先就是你要有知识和经验，否则的话别人找你干吗？”
　　在药明康德，李革经常提起的经营法则之一是：你要做对的事儿，然后再把事儿做对。在李革看来，研发领域也很难找到其他模式，既能够锻炼能力，又能够挣到钱。过去14年间，药明康德的收入由20万美元增加到6.74亿美元，增长3000多倍。在药明康德收入接连翻番的时候，做药的鲁先平正遭遇着钱的难题。
　　新药研发周期漫长。鲁先平2000年融到600万美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当时盛传中国的纳斯达克即将开板，鲁及他的投资人也对此充满期待。但它没有如期而至，那轮泡沫后，中国市场很难融资。不同于美国，当时的中国风投只集中于TMT等产业，面向生物医药的几乎没有。为了活下去，鲁先平几乎谈遍了中国所有可能支持新药研发的公司，但都未果。
　　“李革说在中国不可能做创新药对我是一个提醒。”鲁先平说。鲁将微芯一个在研项目的海外权益转让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一笔资金；之后又与跨国大药厂罗氏的中国研发中心合作，为罗氏提供研发服务。这两笔来自海外的钱让微芯活了下去。
　　时任罗氏中国负责人的是陈力。陈2004年回到上海，在张江为罗氏建设中国研发中心。这是全球大药厂首次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在这里，陈力也将重复李革三年前的工作，因为没有专业实验室装修公司，他也将自建通风橱。在担任罗氏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的6年间，他兼任了4年多的安全主管。鲁与陈最初相识于美国，曾是一起打排球的对手。当两人再遇于印度某次行业会议上时，才发现彼此都已回到中国。
　　陈力也认识李革，2001年去出差上海时，身为SAPA(美中药协)会长的陈力特意去外高桥（600648）拜访了这位回国创业的生物医药海归。SAPA是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东部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成员主要是在美国从事生物医药工作的华人。SAPA之后，美国西部及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华人生物医药组织，如BayHelix、CABS、CBA等，这些小圈子间也有了很多联系。
　　如同当年在纽约、硅谷等地相遇一样，如今他们在上海、北京等地重逢。他们的关系也由曾经的同学、朋友变成同行、合作伙伴。如果说李革、鲁先平等人是最早的冒险者，那么从陈力开始，一群在制药业很有经验的“大公司人”陆续回到中国。继罗氏之后 ，辉瑞、GSK等全球大药厂纷纷在张江设立中国研发中心。以罗氏及陈力为代表的“大公司”及“大公司人”成为中国新药生态圈的一股新力量。陈力回忆，张江最初希望吸引产品型生物医药公司，而不是药明康德这样的技术服务类公司。所以药明康德最初落户上海时没有受到张江的重视。李革选择外高桥，是因为这里可以对高值科研器材免税。在服务类公司崛起及这批大药厂中国研发中心入驻前，张江发展一直很缓慢。
　　“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发产品的环境。”陈力说，“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可以在中国开发产品，因为它不缺钱。开发新药的风险系数很大，从技术到产品，需要漫长的时间，在赚钱之前，首先要有一个投入。政府只能充当其中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靠企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但当时的融资环境又不具备。而CRO公司在中国发展非常快，因为它的客户是国际客户，不依赖于中国。”不只是罗氏，多家大公司也都与国内CRO展开了合作。李革的选择被证明是对的。
　　李革“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研发新药”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2007年，与鲁先平的微芯同期成立的一些新药公司已经倒闭或是转型做了CRO。后来参与创建中美冠科的陈一友是其中一员，他最初创办的新药公司因为融不到资而倒闭，再次创业转做CRO，与辉瑞开展了合作。和记黄埔(上海)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杜莹也记得，那时候有朋友忽然请帮忙保管一些化学品，再一问他们的公司关张了。
　　同年，选择做CRO的药明康德成功登陆纽交所，给了中国资本市场很大信心。之后，国内多家CRO公司得到大额投资，包括陈一友所在的中美冠科。中国的CRO公司数量一下突破上千家。之后，晚于药明康德两年多成立的尚华医药赴美上市，泰格医药则成为中国创业板公司。一个产业集群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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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个平台
　　“药明康德更像谷歌”
　　药明康德登陆纽交所那年，李革40岁。在他28岁时，他参与创建的Pharmacopeia公司就已在纳斯达克上市。
　　他出生于北京，高中入学北师大附中，早早清楚自己的下一步是北大。虽然没有进入当年分数要求最高的物理系，却在化学系里很快摸到门道：即便不那么认真学习，也总是年级前列。1989年北大毕业后，李革飞往美国。
　　他没去更著名的西部学校斯坦福，而是去了东部的哥伦比亚。他喜欢纽约。“这里高楼林立，北京的最高楼才是北京饭店。”(209 米高的地标建筑京广大厦将于李革离开后的第二年营业。)当时流行的侦探剧《神探亨特》里一句台词吸引着他:“如果你可以在纽约活下来，你就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活下来。”
　　刚进哥伦比亚，导师给了他一个题，但他却很快在实验室里为另一个博士后做不下去的题找到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一个做博士后的人怎么会搭理一个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呢？前者很快回了英国做教授。李革在没告知导师的情况下，花了一个星期解决了那个难题。之后学业一番风顺，三年级时已发了六篇论文，可以博士毕业，哥伦比亚大学还无此先例。博士毕业后，他参与创建Pharmacopeia公司，成为公司最早的五个创始人之一。
　　从美国到中国，从纳斯达克到纽交所，李革两次创业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不是他最初的计划。1993年博士毕业，他原打算成为教授，却因为导师的一句话，决心留下来帮助导师创建公司。“北京人义气。”李革说。第二次创业，最初也只是想帮Pharmacopeia在中国开设分公司，但他奔忙半年的结果却是遭到 CFO的否决。“你们觉得这件事做不成，那我就做成给你看。”
　　看上去，李革每次的选择都不是当时更为安全或短期收益更好的。“很多人特别介意某个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李革说，“实际上没有对和错，在当时的条件下，你是有原因的就没有对和错。当你选择做一件事情，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因为和所以没有消失的时候，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
　　2011年7月，CRL(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宣布：因为“家长”反对，终止与药明康德此前达成的16 亿美元收购方案。作为赔偿，CRL将支付药明康德30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3个月前，这桩并购还被视为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场外资并购。
　　联姻失败，在连线新浪财经时，李革用“失望和自信”来描述那一刻自己的心态。“股东不理解行业的需要是什么，一体化平台正是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没有合作伙伴，药明康德仍然会实现这一目标，对这我有足够的自信，只不过时间上迟一点而已。”李革说。
　　一年后，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李革用“崇高理想”形容这个目标。“我们这个崇高理想就是：我们相信以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新药研发这个行业，应该有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模式。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机制，让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迅速商业化，使得这个行业变得更有创意，最后能有更好的产品，更有效、更快地出来，让病患受益，这才是真正对行业最大的贡献。”这同样是个“有原因的选择”。“医药行业大家都在谈效率，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很多，但与收益不一定成正比。很多人在这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这些知识和经验更有效地发挥出来？药明康德的理想就是打造这么一个平台。”
　　李的“崇高理想”不只是在现有体系下做出几个新药产品，而是重塑一个系统，从根本上去改变制药这个大行业，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也许做不到最好，但你要有这个意愿，努力做最好的，这很重要。我小的时候是个运动员，那时训练，就希望得冠军。但能不能得冠军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要有平常心。”
　　作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药明康德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部。“我们设计这个基金有三个投资方向：第一，我们叫能力和技术的提高。药明康德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新的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建，同时别人建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然后我们可以使用。第二，那些有知识和经验但没钱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们钱，让他们来使用我们的技术平台，发挥出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的价值，让他们成功。第三，我们看好中国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发展，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个行业肯定会不断发展。”
　　药明康德正在向李革三年前描绘的方向迈进。在自身能力建设上，药明康德从化学服务起步，新增了一系列一体化服务，包括分析服务、生物分析服务、工艺研发服务、API生产服务、药物代谢及其动力学服务、研发生物学、药理学、制剂、毒理学、基因组服务、生物制剂生产服务、抗体及生物诊断试剂的生产和销售服务以及临床研发和产品注册服务等。
　　一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成为这个“崇高理想”实现的代表案例：Callidus是一家从事罕见病药物开发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只有两位科学家和一个兼职财务，全部试验都在药明康德的平台上开展。公司成立18个月之后，被这家最初服务海外客户的公司正在日益加 Amicus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药明康德为创业者不仅准备了投资基金，更搭建好了研发平台。创业者无须租赁办公室，无须寻找实验室，不用买任何仪器或者试剂，被收购之后还可以继续与药明康德合作。”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杨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杨青也曾是“大公司人”，2014年加入药明康德。之前，他曾担任阿斯利康全球研发副总裁，更早之前参与了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建设。他还是上文提及的华人组织BayHelix的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里聚集了华人生物医药圈的商业精英，包含创业者、风投等中介机构及大公司的管理者。
　　药明康德现有16个投资项目，11个来自美国，5个来自中国。在药明康德上市后不久，李革即开始了海外并购。他的并购策略及海外业绩也为业内所称道。“和马云的阿里巴巴不完全一样，马云的技术含量和谷歌等是没法比的，它被看好是因为市场大，而药明康德更像谷歌。李革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对产业发展的敏感度、他的视野以及对资源的掌控能力。”陈力说。
　　爆发的中国市场
　　这家最初服务海外客户的公司正在日益加深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2005年，药明康德融资之时，对于未来并没有完美的计划，但李革相信：“最终政府会意识到中国一定需要科技和创新。在那之后，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新的技术及新的创业者中。”
　　李革的判断是对的。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如今4000名“千人计划”成员中，1000名来自生物医药行业，其中创业者有 400多名。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迅速发展，以及人才的回归，都是不可想象的。”李革说。2006年，从“十一五”计划起，李革已经感受到中国政策的明显变暖。药明康德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也给行业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说白了海归在这方面也可以成功，而且慢慢政府也认识到科研外包服务可以是一个产业，在这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个产业。”
　　各地生物医药园区也开始兴起，如今有着40多个“千人计划”成员的苏州生物纳米园 (BioBAY)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去美国招揽这些华人科学家。像当年进入美国的大学、药厂一样，这些科学家如今来到中国的一个个科技园区。在张江之外，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都有了生物医药集群。
　　国家启动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生物医药被列入七大战略支柱产业之一等等举措都增加了国外投资人的信心。李革当年融资之时，他的风投朋友们所在的基金几乎都不关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回到了中国。不只是药明康德成立了风投基金，李革还开始支持一些风投朋友成立风投基金。中国本土基金也开始纷纷关注生物医药投资。
　　“所有的事情都达到了一个爆发点：政府支持，资金充裕，更关键的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要做事，他们有能力做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改变中国一个产业的现状。”陈连勇说。创办通和资本后，他与药明康德基金共同投资了华领医药、天演药业等多家中国公司。
　　继国际大客户之后，国内客户正在成为药明康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与药明康德等CRO公司展开合作，传统药厂也开始关注新药研发。药明康德国内新药研发服务部执行主任黎健曾向媒体披露，中国医药企业百强榜中研发实力排名在前20位的企业，一半已成为药明康德的重点客户。比如人福医药，宣布以 3000万元委托药明康德进行一款新药的临床前研发，服务范围涵盖药物设计、合成、筛选、药理研究等诸多方面。
　　在李革的中国投资对象中，包括罗氏中国前研发负责人陈力，他们共同创办了华领医药。这是一家立足中国市场以服务中国病患为愿景的新药研发公司，在研项目包括一个更适用于中国糖尿病人的候选药物，现在已进入临床二期。这家公司也采用了与药明康德等CRO公司合作的模式。VC+IP+CRO，正成为中国新一代医药研发公司的主流模式。
　　“现在的确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变得很好了。”鲁先平说。在摸索14年后，鲁先平的深圳微芯研发的抗癌药西达本胺获批上市。
　　李革也希望投资这位老朋友的公司，不过被鲁婉拒。直到现在，鲁先平的公司也还没有登上中国的“纳斯达克”。在漫长而煎熬的14年里，他的股东名单越来越长，已经超过了20位。
　　更多创新药公司正在中国出现。“中国机会太好了。”鲁说，“未来一定是新一波海归创业者的—进入国际化的新兴一代。”
　　“过去十年，是李革等人英雄造时势，现在是时势造英雄。”再次创业的杜莹说。
原标题：
药明康德：新药产业的“阿里巴巴”

新闻延伸：
“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李革”
继投资田溯宁(亚信创始人)、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等人后，富达亚洲风险投资管理合伙人欧栢德又投资了李革。
2003年，我认识了李革博士。一年之后，我投资了他创办的药明康德。当时药明康德大约有300名员工，15个客户。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 一起讨论很多问题。
比如人才培养。一次晚餐，我和李革聊起这个话题。当时药明康德大概有400多个雇员，我们的计划是未来3~4年有上千名雇员。
我对他说，管理400人和4000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好的人力资源体系对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人力资源很关键。如何既能让科学家发挥创造力，又能保证相关流程的精确性？李革当时可能没意识到，但他很快开始思考这个事。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设计人力资源体系，想把药明康德打造成医药行业最好的雇主。这个设计很前卫，不同于过去。人力资源体系是他们成功的基石。有了这套体系，当上千名科学家在从事某一项工作时，可以将其分解成很多个步骤，比如说有100个步骤，那么科学家们可以在这100个步骤间调动流转、交互发展，而不是每天都重复同样的工作。
2007年，药明康德在纽交所上市 。对于中国医药产业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有几千人的团队在相互协作，为全球大药厂和生物公司提供临床前的服务。
药明康德上市前，作为董事会成员，我和李革有很多紧密的互动。药明康德上市后，我离开了董事会，但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合作。比如我们一起在美国做投资，也一起在中国做投资。以中国为例，我们一起投资了华领医药、天演药业等公司。其中华领医药是一家创新模式的新药研发公司，它的目标是让中国消费者用支付得起的价钱购买到好的药物，目前开发的产品包括适用于中国患者的II型糖尿病药物。天演药业则是一家还很年轻的公司，创始人罗培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我们认为他的技术是他那个领域最好的。它的技术平台对于药明康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富达投资药明康德的时候，它还是一家很 小的公司。我们为什么会投资它？这要说起另一个故事。1997年，我认识了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田溯宁。他知道创建一个好的公司，不仅需要好的技术、管理等元素，在中国市场还要学会灵活变通。李革也是一样，既了解公司运营所需的元素，也知道要有中国特色。他们都有能量、热情、方向和远见，会畅想未来的很多种可能。我们投资药明康德的原因正是李革，而我们投资的目的，则是利用中国本土相对便宜的博士生资源，将海外同样的服务用1/3的价格来实现。对于未来如何发展，虽然当时我们并没有完美的计划，但是李哥看到了很多可能，也做了很多设想。
李革总是说我们继续走，继续向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会有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路径、新的创业者从药明康德产生出来，最终政府也会意识到中国一定需要科技和创新。在那之后，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新的技术及新的创业者中。很幸运的是，这个判断是对的。
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李革，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好的技术带回中国，在中国做事，并且在全世界获得了影响力。他改变了临床前研究的一些规则。早期药明康德只会做化学，现在服务范围贯穿从药物发现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如果你注意看中国医疗当代史，你会发现药明康德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在担任药明康德董事时，我还担任着阿里巴巴董事。亚信、阿里巴巴以及药明康德，都是平台型公司，我们喜欢平台型公司。在中国，富达还投资了很多其他平台型公司。在李革、田溯宁、马云等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好的创业者特质，比如远见、专注、有真正的责任感等。如果他们想的只是赚钱，那就很没意思。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他们善于把握机会，渴望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么多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他们为很多人提供了工作，也为这个国家的人带来更美好、更健康的生活。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作为中国的客人，参与她的变革，让她更美好。虽然在中国，还有很多问题与挑战，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机会，这让我很兴奋。
版权声明：本文由富达亚洲风险投资管理合伙人欧栢德(Daniel Auerbach)口述，叶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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