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来，本土药企在合作开发创新药方面动作频繁：
绿叶制药与韩国上市制药公司韩美将共同开发韩美一个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小分子泛HER抑制剂Poziotinib用于癌症治疗，赛诺菲将2个用于治疗COPD、哮喘及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的临床前化合物授权给国内生物技术公司再鼎医药，进行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
对此，有外企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感叹，越来越多的创新药跨国合作已从临床研究后期转移到研发更前端，本土企业的热情可见一斑。
近年来，全球新药研发呈现投入不断增加、创新品种减少、产出难度攀升、研发模式剧变的态势。大型跨国药企保持高增长困难重重，纷纷通过裁减研发部门，设立新兴市场研发中心等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并通过收购兼并充实产品线，增强竞争力。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转化医学指导下的创新生态NETS，即公开、合作、协同的研发模式。
“十三五”驱动
总体来看，大型跨国企业的研发重心在逐步调整，包括化学药与生物药的融合与相互促进；生物标志物、诊断技术和可预测疗效及不良反应诊断新技术的开发；拓宽研发领域，收购低风险对象等。同时，通过收购并与学术界、小型公司合作，解决技术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跨国药企除在新兴市场营销品牌药外，已扩展到非专利产品、OTC领域，而各大CEO们不得不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以协调R&D投资及其增长策略。
在中国，国家不断贯彻创新驱动战略，以推动生物医药快速发展。本报记者近日从2014年医药企业家年会上获悉，国家“十三五”新药创制专项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协同创新，以服务国家目标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战略性、急需性和关键性，推动高端制剂国际化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临床急需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与开发，COPD、肺动脉高压和哮喘防治创新药物的研究，针对耐药结核的自主创新品种及评价关键技术研究，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建设与资源应用研究、重大新药创制国际合作研究等几大方向。
据悉，“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重点鼓励的研发品种中，化学药方面，将支持针对神经精神系统疾病（BACE、AMPA等靶点）、代谢系统疾病（PCSK9等靶点）、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WNT、PI3K-AKT-mTOR、c-Met、PD1、PD-L1、CTLA4、miRNA等靶点）、肺动脉高压及慢性阻塞性肺病（sGC等靶点）等新机制与新靶点药物品种的研究。
中药方面，重点支持开展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药的临床研究。生物药则鼓励新结构抗体、双特异抗体、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生物类似物，以及具备新技术、新工艺制备新型疫苗，联合疫苗及治疗疫苗等具备较好成药性研究基础的品种。
在种种利好驱动下，本土企业的创新模式也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与科研院所、外企、CRO公司的合作日渐频繁，并已有企业先行一步，如先声“百家汇”平台的开放式创新等。
机会待掘
在本土制药企业如何应对国内外创新大环境方面，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认为，首先要坚持专业化，在细分市场获得优势，吉列德等国外公司是很好的榜样；二是通过并购整合提升专业化水平，并将此常态化；三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改造企业，重建企业组织和流程，创新商业模式。“消费者主权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网上销售处方药的政策逐步放开，原有营销模式将被颠覆；四是“资本性投入+费用性投入”相结合，有实力的企业可尝试超常规加大研究性支出，尽快缩短和世界大公司的研发差距，真正实现研究创新驱动。
在强调创新的同时，仿制药市场机会依旧。
evaluatePharm预测，2020年全球处方药市场将达到1.017万亿美元，较2013年的7170亿美元增长41.84%，2013~2020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5.1%。2014~2020年的7年间，合计共有2590亿美元的药品面临专利到期，其中预期有46%的市场份额会被仿制药吞噬。
“中国企业要把仿制药做到世界级水平。”辉瑞中国区总裁吴晓滨博士表示，中国现在什么商品都能出口了，唯一例外的就是医药产品中的制剂，即使有也非常少量，其中还包括委托加工的，自己的品牌走出去的太少。“想要走出去的企业不能陷在低价竞争中，要扎扎实实地把质量做上去。”由于药品在海外涉及市场准入、与医疗保险公司谈判、与医师协会谈判等问题，吴晓滨建议，本土企业要好好运用外籍的当地人才，“海正就是通过辉瑞的营销系统把产品销往欧美，本土企业与外企的合作空间还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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