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以下两篇文章，均摘自刘亚洲的新书《精神》。
中国人最缺少的一味药
你们都是笔杆子。为什么部队的政治教材那么不受欢迎？为什么报纸杂志上讲的那些东西不能深入人心？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笔是千斤重呀。文章一定要真实。做老实文章的根本内涵在于真实，真实才是有生命力的。古人讲，做人要端正，做文要放荡。这里讲的“放荡”指的是思想的驰骋。
人要老老实实的，但文章要锦绣才华。“放荡”和锦绣才华，首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绝不可能有锦绣文章。
仅靠说教是征服不了人心的。说教没有生命力，不要说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了。这里面仍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
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我说过谎话之后，我意识到它的罪恶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安徽有个人快死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号脉之后说，你就缺一味药。两个字：粮食。饿的！
现在我们就缺一味药，真实！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上映，因为反映的是国民党抗战的事情。
最后，习仲勋同志说，先拿到香港放映一下吧。没想到电影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片子调到台湾去看。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讲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共产党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电影直接促使了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力量多么伟大！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鲁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杀伤能力，这话是朱大可说的吧。朱大可还说：“汉语这种语言是比较适合写诏书的，写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的，或者是写慰问信这类东西。”
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手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
你看鲁迅的力量多伟大。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想过了，一个也不宽恕。”他是有大恨哪。但是，他首先是有大爱，他对这个民族有大爱，他才能有大恨。
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哪哪都充斥着作假，我们都不禁要怀疑还有什么是真实的？
不管这个社会的以后会怎样，至少在当下，我们必须去求真实，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中国人，中国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
看一看中国思想史，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启蒙，中国人有的只是教化。教化和启蒙有很大区别，教化是居高临下的，而启蒙则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内心做起。
我们从来不注重内心，注重内心才能建立起信仰。一百年前发明了照相术，你看看当时中国人的样子，那种呆滞、木讷、麻木，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吗？
你再看看一些纪录片展示的当时日军侵略中国的片段，看看在那些鬼子的脸上洋溢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神情。中国人在电影里不能演日本鬼子，演不出那种精、气、神来。
为什么姜文拍《鬼子来了》非要找日本演员？为什么陆川拍《南京！南京！》非要找日本人来演？我们到今天都不一定能演出一个注重内心的民族那种飞扬的、激越的感觉。
看看当时日本人给自己取的名字，你就能看出内心的力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竹英雄、石原莞尔、夏目漱石、宫崎滔天……
毛主席在上中学时给宫崎滔天写信，上来就称呼“白浪滔天先生”。再看我们取的名字，狗剩、二赖、翠花、富贵……这都是什么名字！这是苦难带来的。我最不愿意听豫剧。豫剧调子悲腔哀怨，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调子来自中原逐鹿的战争和黄河泛滥所带来的苦难。
我们是因为苦难太多而缺失了信仰，还是因为缺失信仰而带来了太多苦难？食物缺乏，使人饥饿；精神上也有饥渴问题。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寻找。最初他们想从国学中寻找。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国学里有很多出色的东西，但国学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吗？有人认为能。我认为这把问题看浅了。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正是在国学最盛时发生的。那么，精神层面问题的出路何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追问。
中国革命之初，共产党人拥有强大的信仰。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陈觉、赵云霄夫妇从苏联回国，在湖南从事地下活动，不幸被捕。陈觉很快被杀害，赵云霄因怀孕在身，刑期推到分娩后。
孩子出生后，她只要发表脱党声明，就可出狱，但她决不叛党，敌人把她也杀害了。临刑前，赵云霄给孩子写了一封信，我记得第一句话是“启明我的小宝宝”。
这封信大义凛然，却充满了人间温情。信中那一声声“小宝宝”的呼唤，分明是一曲人间亲情的绝唱。我几十年前看过描写这个故事的油画，这个女共产党员抱着孩子喂最后一次奶。当时我流泪了。这是怎样的精神和信仰！
这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女共产党员体内蕴藏着怎样巨大的精神力量。肝肠寸断中却对共产主义的明天抱着无限憧憬。过去我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夺天下是不可能的。
1948年淮海战役时，我爸爸任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七团三营教导员，率部阻击国民党邱清泉兵团。八连守在一个叫王塘的小村庄里，邱清泉号称“邱疯子”，部队拼命进攻。八连只剩下六个人。
指导员意志崩溃了，躲到一个茅屋里面哭。连长张春礼领着六个战士与敌人拼刺刀。在最紧要关头，我爸爸领着人增援上来，打退敌人。八连后来被命名为“英雄八连”。
我参军时，也被爸爸送到这个连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解放军报》上刊登了一块巴掌大的文章，名叫“血战王塘”，里面有一句提到了我爸爸：“战斗打到关键时刻，营教导员刘建德带着队伍上来了……”这巴掌大的文章被我爸爸一直保存着。他搬了无数次家，丢弃无数东西，这报纸却留着，都发黄了。
我每见到它，都有一种心酸的感觉。爸爸保存的是什么？是对党的忠诚，是对革命事业的信仰。爸爸离休很多年后，回到“英雄八连”，整个连队列队迎接他，让他讲话。白发苍苍的他根本讲不出话来，泪流满面。
今天，很多人信仰破灭了。信仰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信仰更加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
前几天，我又看到一封信，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写给儿子的，大意是：你到社会上工作后，千万不能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是要倒霉的。在领导面前你要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等等。
这封信登在一个杂志上，你们可以找来看看。这封信，说明这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信念已经破灭。这封信也代表了当前相当一部分父辈的心态和观念。
当前，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无精神是无道德的体现，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道德的源头是信仰。
精神的构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没有精神的中国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我们已经尝到最初的苦果。
有段子说，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比如，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这一点，我们对古人、对今人、对未来人都是欠了债的。这个债一百年也还不清。
今后，我们可能会尝到更大的苦果。我已多次讲过信仰问题，可应者寥寥。我想起了“文革”中牺牲的张志新的那句话，张志新在临终前叹息：“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我向活人呼唤千遍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但我是一个拥有自己内在灵魂的人，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的力量来自于我的自身，来自于我的灵魂。
这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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